在北京东四北大街一处并不奢华的排练场里，亚森和乐队的兄弟们终于仔细地调整好了每件乐器的每一个音色。小伙子们抱上吉他，拿起手鼓，一连串欢快的音符迫不及待地倾泻而出，瞬间灌满了这个不足10平米的小小空间，在这个倒春寒的阴冷日子里，跳跃出春日的温暖。

　　“JAM”在北京

　　亚森是个维吾尔族小伙子，离开美丽的家乡新疆喀什已经快4年了。当初，19岁的他只身一人背了一把木吉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关于吃住的问题他有点担心，但想到充满着希望和机遇的首都，那个能实现自己音乐理想的地方，亚森就欣慰和开心起来。

　　之所以如此乐观，并非仅仅因为初生牛犊般的勇气。亚森这个言语不多的男孩知道，一旦他与身边的这把吉他一同歌唱，就一定会吸引旁人艳羡的目光。也就是说，亚森可不是为了碰碰运气才来的，他决意要度过他的音乐人生。

　　未来是怎样的，亚森并不确定，但他可以肯定一切皆与音乐有关。家乡以外的人们喜欢什么曲风？他们的音乐是怎样的？他一心想要学习和了解。下了火车，亚森来到这个比想象中还要更陌生的城市，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找了个地下室住了下来。

　　接着，亚森就拿出了吉他，因为他知道，音乐除了可以用来构筑梦想，还可以赚钱。他跟朋友一起往返于清真餐馆与小酒吧之间。能守住音乐的理想，住地下室或者频繁走穴在亚森眼里都不算苦。许多人喜欢亚森和他的音乐，成了他的朋友，或者成了他的粉丝。亚森就一路弹琴、唱歌、赚钱、交朋友，慢慢地走入了北京的地下音乐圈。

　　北京的地下音乐圈出了名的庞杂，形形色色的乐队、音乐和形形色色的人们，演绎着那个世界里酸甜苦辣的江湖故事。也许是因为每个周五都去清真寺做礼拜感动了真主，亚森在人海中找到自己的音乐同盟并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尽管至今亚森的汉语还说得不太流利，但有了那把歌唱着民族音乐的吉他，志同道合者远远地就听到了集合的号角。

　　2008年夏天，由三个木吉他手、一个电贝司手和民族鼓手构成的JAM乐队诞生了，亚森有了自己的音乐之家。5个来自新疆的小伙子，每个人的维吾尔族血统都写在脸上，乐队阵容显得十分齐整。每个成员过去都曾经效力于其他不同的乐队，直到遇到了彼此，才最终找到了那种血脉相通的音乐感受。

　　乐队起了“JAM”这样看似很欧美的名字，也许让不少人费解，也猜错了他们的音乐风格。其实这个“JAM”是维吾尔文“相聚”的音译。5个小伙子离开共同的家乡新疆，都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寻找梦想，而后又凭着非凡的缘分相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个奇迹定格在了“JAM”这个乐队名字中。这次相聚意义非凡，亚森这把木吉他不再是维持生计的工具，他找到了自己音乐之路的方向。

　　“我们要去香港开音乐会”

　　初见JAM，人们多半会觉得很惊艳：成员们全都拥有维吾尔族特有的大眼睛、高鼻梁，气质奔放，乍一看会误以为他们是一支偶像型的乐队。直到他们抄起手中的乐器，略通音乐的人便会知道，真正让他们立足的是各自高超的技艺。

　　JAM每个成员都很有音乐才华：主音歌手兼吉他手Muhpulla（小穆）拥有罕见的空灵沧桑的嗓音；民族鼓鼓手Ibrahim（伊波）曾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为他演出；低音贝司手Muradil（大米）则在北京摇滚界被誉为“北京王杰”，早已小有名气；年龄最小的吉他手Haydar（小艾）的灵巧手指轻轻滑过琴弦就举重若轻地完成一连串高难度的演奏。而身为主音吉他手的亚森，其演奏曲风是西班牙吉他中难度很大的弗拉明戈，节奏急促，技巧复杂。正是他不论寒暑每日不间断的刻苦练习让他拥有了这样纯熟的技艺。

　　可以说，亚森有了JAM，以及JAM有了亚森，都是淘到了宝，这个强强联手的阵容预示着他们早晚要发出耀眼的光芒。

　　2009年年末的一天， JAM跟平常一样在后海的一间酒吧里演出，他们的音乐吸引了一位特别的观众——文化界人士区惠莲。她的承诺是JAM梦寐以求的：保持原有风格、专场演出、国际化的舞台……他们迅速被纳入麾下，同样迅速地，JAM的专场演出开始筹备，还有今年下半年香港音乐节的演出也被提上日程。这个在互联网上几乎查不到任何信息的乐队现在准备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了。

　　“我们就要去香港演出了！”亚森年轻的脸上露出自豪和向往。3月27日，由香港《文化现场》主办的《零度沸点》音乐会，将在香港山顶广场的音乐厅举行，JAM担任这4个小时演出的主场乐队。从新疆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地下”相聚，走向了香港的“山顶”，亚森觉得，外面的世界在自己眼前慢慢展开了画卷。

　　上午练琴，下午排练，晚上演出，亚森和其他成员一起为这个喜事忙碌地准备着。为了适应更大的舞台，JAM又吸纳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架子鼓鼓手。这样，他们的音乐听起来更加厚实，音色上更加完整了。

　　能去香港做专场演出，亚森觉得这是音乐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感到非常兴奋。可问起他演出之余打算去哪里玩时，他却一脸茫然，似乎完全没想过还有什么事情比演出机会更让人心动。在这个爱玩的年纪，能如此专注于他的理想，亚森的决心有多坚定可见一斑。

　　不戴绣花帽的民族特色

　　“我在弹都塔尔（一种新疆的乐器）的时候突然想起你啦，

　　我想跟你聊聊天，

　　但你不在我身边，

　　如果你像我一样想起我，

　　那就出来聊天吧……”

　　亚森弹唱着的这些快乐的维吾尔语情歌，都改编自新疆的传统民歌。JAM这支年轻人组成的乐队没有按照前辈的方式去演绎它们，而是把新疆民族音乐与西班牙弗拉明戈的特色完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亚森一直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们是独特的，是民族的，是自己的。”

　　正因为那是他们自己血脉中流淌出来的音乐，因此他们不用带着维吾尔族的绣花帽去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色；更无需在舞台上蹦跳嘶吼去宣告自己振聋发聩的音乐梦想来吸引眼球。亚森和乐队成员们在排练场里细细揣摩每个音符和节奏，认真得仿佛是在编撰教科书，反倒是这些大男孩背着吉他在路上的呼朋引伴更热闹和抓眼些。然而所有的热情与奔放，都能在音乐响起那一刻从旋律中释放出来。拒绝商业口味的招徕，拒绝滥情触怀，他们只用音乐说话，就足以与观众沟通，让人为之欢乐和疯狂。

　　“我喜欢在舞台上的我，我是自由的。”亚森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表达着他对音乐的热爱。亚森是那种有音乐天赋的人，他的父亲就是新疆民乐的乐手，而他这一手漂亮的西班牙吉他竟是他哥哥教会的。亚森17岁在家乡就有了自己的4人小乐队，在台上用音乐表达自己时的快乐，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的音乐人生。

　　离开了家乡的亚森多少有点想家，经常要多抽两支“中南海”烟来排解心中的郁闷。每当拨动琴弦，唱起那些熟悉的歌，他又变成了传递快乐的使者。亚森把他用过的6把吉他都细心地保存着，因为它们是他的精神表达和灵魂伴侣。它们跟随着他的音乐梦想路过北京，在不远的未来也将跟随着他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歌唱。

    对话

　　记者：当初乐队的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亚森：我们家乡的民族音乐，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在家里总是要唱那些好听的民歌。而我十三四岁就开始练电吉他，高中时又迷上了技巧丰富的西班牙吉他。我后来用西班牙吉他的风格去弹奏家乡的曲子，发现能够把它们结合得非常好听，而且具有很动感的节奏，非常有现代感。我们乐队成员也都深受民族音乐的熏陶，热爱它们的旋律。我们也了解其他新疆乐队的创新和继承民族音乐的方式，最后根据我们各自的特色开拓出自己的音乐风格。

　　记者：你是家里6个孩子中最小的，当初来北京对你和家人而言是个艰难的选择吗？

　　亚森：不艰难。我的梦想很简单但是很坚定。选择来北京是因为在北京搞音乐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家里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仅没有阻拦，而且特别支持。现在我在做乐队的事情在家乡人眼中显得很时尚，很多人都羡慕我勇敢走出家门的选择，人们都祝福我能够成功。这几年我总共回过3次家，家乡也在变化，我也在变化。家人说我虽然胖了，但是思维更开阔，理想也更远大了。我喜欢这样的转变。

　　记者：想过将来在哪里安定下来生活吗？

　　亚森：没有。我的生活全都是围绕着我的音乐梦想，我要先实现音乐的梦想，才有余力考虑其他的事情。音乐是我的事业，我可能为了它东奔西走，不一定在哪里停留，所以还没有办法考虑安定下来的事情。

　　记者：想过回家乡给家人演出吗？

　　亚森：家里人都没看过我演出，我妈妈也没有看过。我没想过回家乡演出，但我想过把大家都接过来看我在北京或者香港的演出。我从家乡出来之后，一直没回头看过。来到北京，我的眼睛也一直看着更广阔的世界，心里只盼望着更大、更远的舞台。许多外国人也非常喜欢我们的演出，甚至比国内观众更狂热。我相信音乐无国界，有朝一日，我们的乐队一定能成为国际化的乐队，而我们一定会走出国门到国外演出，那才是我的梦想。到了那时，也许才可以回家乡汇报演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