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1982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人民医院当医生。6年多的时间里，藏族同事把我视为亲人和朋友，给予了特殊的关爱。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刻骨铭心，至今给我以无尽的激情和暖意。

　　珍穷

　　我和妻子王云都认为，珍穷是吉隆县人民医院里最能干也最能吃苦的人。每天上班，她来得最早，打扫诊室卫生、挑水、生火、消毒，样样都抢着干。藏族群众来看病，听不懂我们的话，一般都由珍穷来翻译。除了看病，医院还有自己的菜地，职工的吃菜问题主要靠自己种菜来解决，但只能种土豆、白萝卜和大白菜。施肥时要到厕所里掏人粪，我们刚开始干时直想呕吐。这时，珍穷便会让我们休息或干其他活计，她一个人连口罩都不戴，一次次地穿梭在厕所与菜地之间。

　　吉隆的雪多而大。每年九、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我们住的那排房子是土顶的。每次下雪后，必须要及时将屋顶的雪清扫干净，否则，雪化后房子容易漏雪水。常常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行动，珍穷已经爬上房顶，一边用铁锹往下挥洒着白絮般的雪花，一边哼着藏歌。

　　大雪封山，是吉隆县干部职工最不愿看到但却无法回避的事情。封山后，人和车辆堵在县里干着急，出不去。而外面的车和人又只得眼巴巴地等着进不来。更可恼的是，报纸、杂志、信件等长时期看不到。除无线电外，县里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岛”。所以，每当大雪封山后，县里都要组织干部职工上山挖雪，以打通公路。我和妻子都多次参加过上山挖雪的劳动。那真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刺人肌骨的寒风发狂似地尖叫着，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将卷起的雪花狠狠甩到人的脸上和脖子里。起初，人还有些气力，可干不了一会儿，便支撑不住，嘴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但只要珍穷在场，她都会一直跟在我们旁边，仿佛是在保护着我们，还时不时地提醒我们注意休息，防止高原反应。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在离县驻地宗嘎20多公里的内敏村，发生了一场特大雪崩，驻地部队的28名官兵牺牲。死难的烈士中，就有珍穷的丈夫——藏族副连长旺堆。

　　按照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规定，内地干部职工在藏工作一年半，可回内地休假一次。我们被批准第一次休假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在吉隆的“家”由谁来照应。如果没有人经常到土屋里看一看，那么长时间，鼠害、下雨和下雪时漏水的问题等等，说不定会把“家”搞得一塌糊涂。最终，我们决定将“家”委托给珍穷。

　　我们休假回来，到日喀则时，吉隆又已经大雪封山。我们在日喀则足足等了3个多月。当我们终于又回到吉隆县时，天已经很黑了。珍穷大概知道我们的行踪，早已做好了各项准备。走进家门，一个温馨的场景扑面而来：蜡烛点得亮亮的，炉火烧得旺旺的，水桶装得满满的，桌上的酥油茶飘着热气……那一刻，我的鼻子直发酸。

　　在烛光里微笑的珍穷，似乎比以往要美丽许多。

　　洛桑金巴

　　我刚到吉隆县人民医院上班时，医院里只有唐厚甸、珍穷、白玛卓嘎等几个人。后来，医院送到内地学习进修的扎西、罗布索那、阿觉回来了，还陆续分来几个藏族大中专毕业生，从区里调来几个有经验的医生，队伍才渐渐壮大起来。

　　洛桑金巴就是从差那区调来的。洛桑金巴人长得矮小，皮肤白，性格内向，不太爱讲话。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从牧区来的。不久，由于吉隆区医院的邓医生两口子回内地休假，洛桑金巴又被临时抽调到吉隆区医院帮助工作。

　　大概是1977年的11月份，县里为筹备拟于次年春天召开的县人民代表大会，从有关单位抽调工作人员进行大会筹备工作，我也被抽调出来。我和洛桑金巴在吉隆区医院相见，似乎比在县里时亲近多了。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又是倒酥油茶，又是拿奶渣等吃的东西，还为我介绍了吉隆区值得去看的几个地方。后来，他递给我几本杂志，自己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他可能让病人缠住了，脱不开身，就想出门找他。谁知刚站起来，他已经端着两盘炒好的青菜进了门——原来他去准备晚饭了。他说，在县里很难吃到蔬菜，让我在吉隆区补一补。

　　那年3月份，县里批准我和妻子回内地休假。那时，妻子怀孕已经六七个月。正巧，洛桑金巴也结束了在吉隆区医院的工作，准备返回县里。我们约好骑马同行。

　　马是洛桑金巴从吉隆区医院借的，路上人吃的、喝的以及马料全是洛桑金巴准备的。3月天，气候还比较寒冷，洛桑金巴特意嘱咐我路上一定要多穿些衣服。他就像个特别负责任的兄长，把该考虑的问题和困难都考虑到了。

　　吉隆区至县里的公路里程是75公里。为了赶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洛桑金巴在前，我在后。他时不时地回过头看我一眼。有时拉的距离长了，他就停下来等我一会儿。他对路很熟悉。尤其是林区的那段路，基本上不走公路，都是在密林中的小径上穿行。爬陡峭的坡时，我们就下马，在马的后面拽着马尾巴，让马拽着我们往上爬。

　　走到沃马村时，天上开始飘起了小雪。这里离县里已经很近了。我们策马扬鞭，加快了速度。回到县里，雪开始大起来。到处一片白茫茫。

　　就是这场大雪以及接踵而至的另一场大雪，把我和妻子困在孤岛般的县里达四五十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妻子冒险随复退军人徒步翻越雪深没膝、海拔5700米的马拉山，才走出那个至今想来都不寒而栗的绝境。

　　翻山那天，洛桑金巴和医院的其他藏汉族同事全部出来为我们送行。

　　与他们轮番握手时，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全身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