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新媒体时代

　　1999年11月，石茂明开始做自己的个人主页，起名为“苗族信息与研究中心”。他可以称得上民族网站的元老级人物，而建主页的初衷，只是想把他当时负责的一个内部通讯——《苗族研究信息》传到网上，但主页建立后，他感觉需要更多内容来充实它，由此诞生了“三苗网”。

　　这个后来在中国民族网站中知名度较高的网站，其成立之初，规划的主题有3个：苗族研究信息、研究圈动向、苗族作家的作品。2000年，网站增设了专栏；2007年设立了论坛、博客，实现互动，人气大涨。“在论坛中，讨论的话题包括苗族文化传承、原生态等。大家各抒己见，包括一些不同于主流媒体的观点和声音。”石茂明说。还有网友主动把苗族的山歌放在网上，或者介绍苗族的民风民俗。

　　“目前每天登陆三苗网的独立IP地址有3000多个，流量最高时达到6000多个。注册用户1.1万多人，其中苗族占80%左右。”而在线下，聚居北京的苗族网友还经常组织聚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如今，类似“三苗网”这样自发建立的民族网站，几乎各民族都有了。

　　2001年，新华网云南频道成立之初，新华网总部对它并没有寄予太大希望，“根据云南在全国的经济排名，云南频道在总网的排名应在25、26位，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云南频道网络总监屈明光介绍说。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借助网络直播，云南频道在去年排名第8位。今年一、二季度总网排名上升到第4名，8月份甚至跻身前三行列。

　　网络直播，为民族地区网络媒体传播民族文化开辟了一条新路。自2002年开始，新华网云南频道参与到当地一些重大活动如昆交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的直播，后来逐步扩展到各地的州庆、市庆、县庆以及民族节庆活动。随着知名度不断提高，云南频道网络部门日益成为新华社云南分社最繁忙的部门之一。

　　“网络与电视、报纸相比，有快捷、信息量大、低成本的特点，不仅可以用极少的花费，实现现场同步直播；而且网络不受播出时间和版面的限制，容量大，能更好地满足对方的报道需求。更重要的是，网络的受众不受地域、国家的限制，全世界任何人，只要拥有互联网，都可以看到报道，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屈明光说。

　　正是基于这几种优势，在云南的各大活动中，总能看到网络的身影，它们逐渐和传统电视、报纸、广播媒体形成并驾齐驱之势。

　　而2008年奥运会，新媒体更是大放异彩。央视网首次获准独立直播奥运会，被业界视为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一次成人礼。据统计，奥运会开幕式直播，央视网吸引了5亿多人次点击，奥运会期间的平均点击率也达到了3亿。新媒体迎来一个新春天。而被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主流媒体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则通过互联网，正在获得新的生机。

　　9月27至2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与会学者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新媒体，他们认为，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将会为民族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

　　来自西北民族大学的李欣介绍，在甘肃，新媒体发展方兴未艾，他们不仅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藏文信息处理系统，还建立了第一家藏、汉、英三种文字传播的网站，出版了第一家藏文手机报，新媒体与藏文化传播实现了“完美对接”。

　　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钟克勋也认为，新媒体会给民族文化传播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通讯事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基础设施较健全，新媒体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电话线的地方就可以拨号上网，虽然比不上宽带，但总比传统媒体传输信息快捷而丰富；能通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看手机报、手机短信以及手机视频等。”

　　让人震惊的调查结果

　　然而，在此次论坛上，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林晓华认为，在民族文化传播中，作为传播的最大主体——民族地区的农民，他们接触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新媒体在民族文化传播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效果也许比预想得要小。

　　2006年7月至9月，林晓华带领学生对民族地区农民的媒介素养进行了调查，结果很不乐观。415份问卷中，电视拥有率高达95%、电话84%，但电脑拥有率仅5%，能够上网的仅占1%。今年7月，他在云南省元谋县凉山乡、江边乡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两个彝族占30%的乡村所收获的120份调查问卷中，电视的拥有率达87%、电话66%，但电脑拥有率仅3%，而能上网的为零。当地人在休闲时间看电视的有81%，87%做家务，上网几乎为零。

　　钟克勋也承认，目前在民族地区，新媒体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今年7月，他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州90多万人口，官方网站40余个，民间网站很少。手机报为零。下辖的稻城县有3.7万多人，电脑有300台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和县级机关办公室。县政府有一个政府网站，当地有两三家网吧，老百姓拥有电脑者极少，上网为零。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也证明了林晓华、钟克勋的个案调查。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即使是在城市，互联网的使用率也仅27.3%，而在广大农村，互联网的使用率仅7.1%。林晓华认为，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两者的关联度研究中，研究者过度关注城市，忽视了发展的不平衡性；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对民族地区农村来说，依然比较遥远。

　　除了民族地区接触新媒体的数量远远不够以外，中国传媒大学的詹新惠通过“北方‘三少’民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文化传承与传播”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中，存在一个悖论：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老年人，几乎不懂得上网技术，很难用新媒体来传播本民族文化；而会使用网络手机的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甚少，并不感兴趣。而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的网络论坛，主要是内部交流，其他民族参与的人很少，很难起到向其他民族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作用。

　　因此，詹新惠认为，新媒体对民族文化传承、传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口口相传的传统民族文化是否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是否会有消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可忽视的传媒影响

　　“我国各少数民族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文化基础、地理位置上，而且不同年龄、人群对媒介使用选择也会不同，需要客观分析。”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表示。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魁也提出，新媒体无疑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但在当下民族地区的中下层人群中，电视无疑是第一媒体，新媒体还需要更多生长的土壤。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吕乐平根据自己的调查表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许多电视台设立了专门宣传民族文化的栏目，“电视正在重新构建一个民族文化传播的平台”。

　　“但是，不管哪种传播方式，传媒的存在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一个时代的媒介环境、传播模式和结构性特征，是决定其文化存在方式和形态的重要条件。”杨魁提醒道。他以流行在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为例。“花儿”本产生并流传于以农耕为主的偏僻封闭的洮岷、河湟地区，是传统农耕社会人们面对艰苦生活，苦中作乐的诗化表达。根据传统习俗，“花儿”不能在庄子里唱，更不能在家里唱，只能在田野或山上唱，故称“野曲”。但在现代传媒社会，“花儿”光碟、磁带泛滥，年轻人往往通过光碟、磁带和大众传媒方式接触“花儿”，他们不仅在村子里唱，还在家里唱。这就使得“花儿”在新的传播媒介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杨魁将其命名为“传媒花儿”。

　　杨魁认为，在当前环境下，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变迁，而是如何培育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和传播环境，使民族文化可以活态的文化样式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