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政府引导下实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王刚在中国社会学网2008年9月5日撰文指出，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相联结，就是既要追求经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经济总量的增长，又要注意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使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就少数民族农村社会整体发展而言，政府的正确引导，农村地区的因地制宜，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显得格外重要。作者认为，民族地区走出三农困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基础条件；把实施工业化城镇化作为战略方向；把依靠三农自身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特色产业作为突破口；把培育市场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作为重要保障；加大公共投入须讲求重点突破；加强正确引导应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政府发挥能动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本质性发展。

　　■ 激荡转变中的人类学研究

　　柏桦（C.Fred Blake）（冉丹译）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从上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发生了许多非常显著的转变和分歧，包括认识论上发生的极端的分裂，从早先的科学方法论分离转向了一种文学化的人类学；与之相伴随的是民族志研究对象身份的变换，他们由可分离的文化（通常冠以“原始”）的成员转变成了“本土人”，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文化权利；分支领域不断分化、专业化、细化，走向跨学科和应用研究，特别是生态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对于博厄斯的文化观念的延伸和扭曲，文化观念进入了大众话语，以及对其科学效用的再评价。过去的几十年是一个骚动激荡、分崩离析的时期，人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文化逻辑的转换之中。

　　■ 把民族的视角与范式引入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之中

　　李东红在《民族研究》2008年第4 期撰文指出，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当面对广袤的空间及流动着的族群时，边疆考古研究的特殊性就凸显出来。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作者认为，边疆考古的主要目标不是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而是通过实物研究，探讨边疆地区的民族历史及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探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它的方法论可以总结为用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建立起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用民族视角与方法，厘清某一区域特定时空序列下族群起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建立起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的联系，解决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在民族志材料中找到类比材料，阐释考古发现中的器物用途与文化事项的内涵。只有充分认识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把民族的视角与范式引入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之中，边疆考古才可能超越传统考古学的束缚，为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 发展大湘西民族文化旅游业

　　刘艳芳、刘於青在《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开发模式决定开发策略，就大湘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而言，应构建以张家界为龙头、以吉首为中心、以怀化为次中心的格局，采取“联合营销”式的开发模式。其相对应的开发策略应包括：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确立大湘西民族文化的主体位置；塑造统一的区域旅游形象，整体规划；打破行政疆界，实现区域重组一体化；挖掘大湘西民族文化的内涵，提升旅游文化的品质；确立大湘西民族旅游文化的分层开发序列；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实现大湘西旅游文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