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国家化过程与民族过程相交织所产生的历史现象。一般来说，跨界民族的利益诉求有三种情况：一是在现聚居地谋求民族自治，如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达吉斯坦人；二是与毗邻国家的民族同胞合并，前提是这个民族已经建立了一个主权国家，如“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三是在民族聚居地，依据泛民族主义原则，打破国家界线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交界的库尔德人。

　　跨界民族问题与领土纠纷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密切相关。二战后，以摧毁殖民主义体系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标志着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和民族国家化的开始；上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掀起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标志着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基本结束，国家的政治疆界基本划定。人类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反思出发，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承认了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并对国家现有边界不变达成了理性的共识。这为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规定了前提，决定了跨界民族过程的基本走向。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现有边界不可改变”的理念也以1975年欧洲安全委员会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形式固定下来。

　　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所形成的核恐怖平衡的均势，弹压或者说掩盖了民族和宗教矛盾。随着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在前华约组织范围内中东欧、南欧（前南斯拉夫）、苏联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此起彼伏，掀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导致这一地区形成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黑洞”和“力量真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稳定的种族冲突的试验场，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称其为“全球巴尔干”。鉴于国家实力的衰退，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也承认了“欧洲国家现有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并把它写进了1995年的“独联体章程”中，表示将“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以及欧安会其他文件，…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公民和谐、族际和睦的相互合作”。由此可以看出，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是造成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而泛民族主义则对拥有跨界民族问题的国家构成现实的威胁。

　　泛民族主义不受国家概念的限制，主张在同一民族基础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这是对“现有边界不可改变”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泛民族主义温床有两个：一是民族集团，如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二是跨界民族，如欧洲的大匈牙利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亚洲的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大普什图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