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将以一个普通教师的名义自居”

　　在北京回民学院赴宁夏支援建设的队伍中，有一位带着３个孩子的年轻单身母亲，她就是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闪老师”的回族女教师闪一昌。

　　闪一昌出生在北京昌平一个三代教师之家，其祖母在民国初期曾创办了昌平女子学校，自任校长；其母亲也是当了一辈子教师；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她从小就崇尚教师这一职业。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同时录取了闪一昌，但闪一昌却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1948年，闪一昌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就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回民学院邀请闪一昌在师范部任教。从那以后直到1994年回到北京，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热爱的教育岗位。

　　在闪一昌的大女儿高虹家里，记者看到一本珍藏了23年的《朔方》杂志，里面登载着闪一昌为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而写的散文——《教师啊，最幸福的人》：　　  

　　“教师的职业是最光荣的职业，当教师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我为我终生倾心的事业献上一束高洁淡雅的鲜花。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将以一个普通教师的名义自居，幸福和欢悦使我沉醉……”

　　“有人问教师的幸福在哪里……细心观察吧！看见了吗，上完一堂成功的课以后，教师脸上泛出的微笑；注意到了吗，在一场生动而富有意义的活动中，教师眼里放出的光彩；觉察到了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给教师带来多大的力量；体会到了吧，学生的每一个进步，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使教师得到难以形容的安慰……教师的幸福在哪里？在神圣的课堂上，在优异的答卷中，在登山、涉水的野营活动里，在团歌、队歌的雄壮波涛中，在促膝谈心的友谊长河里，在永远向着朝阳的青少年队列中……”

　　字里行间，充溢着她对教育事业的几多自豪，几多热爱！

　　“尽管母亲的个人生活充满了坎坷和艰难，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刚刚30岁的母亲失去了丈夫，她终生独身，一人抚养大了我们３个孩子，但她把爱升华了，她把爱献给了教师工作，献给了她的学生们。母亲做了一辈子教师，她在最倾心的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幸福。”高虹说。

　　1958年随母亲到宁夏时，高虹还只是个6岁的小女孩。她依稀记得初到银川时的情景：刚刚建立的宁夏师范学院（今宁夏大学前身）就坐落在一大片芦苇荡旁边，校舍是几排简单的平房。母亲带着自己和弟弟妹妹，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们住在其中一排平房里，条件十分艰苦。冬天寒风凛冽，高虹身上常常被冻得长满了冻疮；而夏天来临时，她又会被芦苇荡里的蚊子咬得一身包。母亲一到学校，就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高虹姐弟３人则由从北京同来的亲戚照看。在高虹的记忆里，宁夏的家中永远是热热闹闹的，而母亲也把学生视为己出：到宁夏不久，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紧张。母亲班里有个回族学生有胃病，不能吃食堂的饭菜，母亲就把他领到家里，长期与家人一起吃饭。有时家里来了学生，即使一家人正在吃饭，母亲也会连忙放下碗筷接待学生。儿女们想让她吃完饭再谈事情，她却总是示意儿女们不要打扰她和学生们的交谈。

　　满腹才学满腹忠

　　“文革”过后，历尽浩劫的闪一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宁夏教育学院负责人，这一年，她已是年过半百了。作为宁夏教育学院的领导，她一直行政、教学“双肩挑”：一边从事领导工作，一边担任教学工作——“中学语文教学法”，她整整教了25年。

　　闪一昌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后，更是一心一意带领全院教职员工进行教育学院的建设、完善和改革，使教育学院的工作蒸蒸日上。闪一昌认为，在宁夏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此她十分重视宁夏教育学院对师资力量的培养，她本人也十分重视对优秀教师人才的发掘。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宁夏教育学院还只能招收中学教师，在闪一昌的发掘和推荐下，马毓琴成为第一个考入宁夏教育学院的小学老师。回忆起那段往事，马毓琴称这是闪老师对她的“知遇、再造”之恩。1981年，马毓琴还是吴忠市朝阳小学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宁夏教育学会的会员，并获得过首届教师节模范班主任的金质奖章。其时，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马毓琴担任班主任的所在班级，正是宁夏全区的一个样板试验点。此时的闪一昌已是宁夏教育协会的副主席，负责吴忠市朝阳小学教学改革试点的工作，她十分欣赏马毓琴的才干，曾多次鼓励马毓琴：“作为一名优秀的回族女教师，你应该继续学习、深造。”随后，为了让教育学院能破例接收小学教师身份的马毓琴，闪一昌安排马毓琴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示范公开课，马毓琴的能力也得到了教育学院其他领导的认可。在当年的成人高考中，马毓琴以全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宁夏教育学院。

　　在学校学习期间，马毓琴经常与闪一昌交流教学经验，闪一昌办公室的案头上，摆满了关于全国各地教学改革经验的书籍。闪一昌经常向马毓琴推荐，和她讨论这些有益的教改经验。不仅如此，闪一昌还致力于贫困山区师资力量的培养工作。马毓琴记得，当时教育学院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回族聚居的山区，闪一昌对这些来自山区的同学十分关心，下午没课时，她经常到学生宿舍中与他们聊天、交流问题。

　　在回忆起与闪一昌相处的一幕幕往事时，接受采访的马志凤和马毓琴都曾数度哽咽难言，几欲泪下。不难看出闪一昌对他们感召力之大、影响力之深，而这种感召和影响，是彻入他们骨髓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闪一昌不但是“宁夏教育的功臣”，在面对逆境时那乐观、从容的态度，更是值得学生们学习。“闪老师总是循循善诱，从没见过她和谁发火，任何浮躁的人到了她的身边都能静下心来。她教会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也教会我们在顺境中保持低调。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人文关怀的老师。”马毓琴感慨道。这样的老师，自然令人难以忘怀，甚至在闪一昌去世几年后，她的学生马志凤还为老师写了这样一首七律，追抚思念之情：

　　满腹才学满腹忠，万千坎坷万千诚。

　　言谈得当精为尚，举止端庄正乃行。

　　克己奉公孚众望，鞠躬参政恤民情。

　　芬芳桃李呈天下，尽慕恩师表率风。

　　1994年离休后，在宁夏当了几十年教师的闪一昌回到老家昌平定居。在北京生活的4年，也是她人生的最后４年。此时的她已是病魔缠身，但她心里依旧惦记着宁夏的教育工作。1998年初，病重的闪一昌还满怀着希望，想回到银川，回到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去参加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典。其时，闪一昌已十分瘦弱，她对女儿说：“小虹，我太瘦了，以前的衣服穿着都不合适了，等我好一点儿了，你陪我进城买一套像样的衣服，我要穿着回银川参加40周年大庆。”病中的闪一昌，依然为工作了一辈子的教育学院考虑，按照她的级别，医药费是可以全额报销的。儿女们每次和她商量医药费报销的事情时，尽管生活很不宽裕，闪一昌总说：“宁夏还很穷，教育学院也没什么钱，不要给教育学院添麻烦了。”儿女们只好把单据再收起来……

　　1998年4月，闪一昌长眠在北京，没能实现她再回银川看一看的愿望。在北京昌平回民公墓闪一昌的墓前，竖立着这样一块石碑。碑的正面和其他墓碑一样，是儿女镌刻的碑文；碑的背面，则刻有一首诗：“以青春献教育，为教育奉终生；做民众之公仆，乃公仆之楷模。”诗的旁边，密密麻麻地刻着随闪一昌赴宁夏的几十名学生的名字。

　　在闪一昌每一个学生的心中，她是一座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