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否宗教”之争是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开展的又一项影响深广的全国范围的学术活动。虽然争论的双方主要限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圈子中的思想家，但是其对中国现当代宗教哲学发展的学术价值和拉动作用，堪与“宗教鸦片论”之争比肩。

　　早在1978年年底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有学者明确提出“儒教是教”的论断。此后不久，在1979年10月于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立场。1980年，《论儒教的形成》一文发表，表达的基本观点如下：春秋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对“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的直接继承；儒教的形成有两个阶段：西汉阶段和宋明阶段；儒教的宗教特征主要在于：信奉“天地君亲师”，以“天”为至高无上的神，追求成圣，奉孔子为教主，以六经为宗教经典。当年8月，《儒家与儒教》一文发表，文中不仅重申了上述观点，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不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宗教”，而且，“宋明理学也是宗教”。

　　“儒教是教”说提出不久，一些学者先后在《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文章对之表示质疑和批评。他们针对上述观点，着重强调了下面几点：孔子的天命观不是对殷周天命神学的继承，而是对它的怀疑和否定；“儒教的二次改造说”不能成立。宋明理学所标示的不是“中国儒教的完成”，而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前进运动”；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而非“儒教的教主”，更非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体系，其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的发展，不是“造神运动”。

　　针对这些质疑和批评，《儒教的再评论》和《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等文予以回应，并对有关论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其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儒家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本身虽然不是宗教，但被宗教化和神圣化后就变成了宗教；宋明理学虽然以儒家的封建伦理纲常名教为中心，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宗教、哲学、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四位一体的论证严密、规模宏大的宗教神学体系；“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儒教即是“一种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宗教”，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在1998年《文史哲》组织的笔谈中推向了全国，达到了高潮。是年，《文史哲》编辑部组织的“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规模比较大，规格也比较高，有关领域的大陆知名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和李申等，都应邀参加了这次笔谈。这次笔谈在一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儒学是否宗教”之争的一个风向标。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场争论的正方（即持“儒学是宗教”观点的）仅一人，绝大多数的学者持反方（即否认儒学是宗教或具有宗教性）的立场，而在这次笔谈中事情便几乎被倒置了过来，对儒学是宗教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显然变成了少数，肯认儒学具有宗教性质，甚至是宗教的竟占到了压倒性的多数。这种趋势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中国哲学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儒家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上更趋明朗。

　　其后不久，围绕着1999年12月和2000年2月出版的分上下两卷的《中国儒教史》，这场争论又起波澜。作者在自序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在“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中，是站在“儒教是教”一方的。有学者为该著所写的序中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称它“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打开了一堵墙”，“必将为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还有书评称赞该著作“对于儒学研究有拓新之功，为儒教研究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孔子研究》。但是，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也接踵而至。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双方虽然唇枪舌剑，言辞激烈，但是，即使对这本著作持有异议的一方也并非完全否认儒学的宗教性，甚至也不完全否认“儒教”的存在。这就表明，当时学者所考虑的已经不再是儒学是否宗教或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其准确地表达儒学的宗教性以及如何对儒学的宗教性予以严谨的论证这样一个问题了。“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历时20多年，跌荡起伏，耐人寻味，不仅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的宗教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首先，尽管争论伊始，双方的观点似乎水火不容，但是到了最后，大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大体达成了一些共识。这标志着中国的学术研究或宗教哲学研究已经从非常期开始步入了正常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其次，经过争论，绝大多数学者在儒学具有宗教性、中国历史上存在有宗教等方面大体达成了共识。这表明在中国，宗教或宗教性已经不再是“迷信”或完全负面价值的东西，而是一种具有中性的，甚至具有褒义的东西。这就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三，在对“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中，大多数学者既反对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或西方宗教观念标准论，又反对了中国文化中心论或儒教观念标准论，区别了制度性宗教与精神性宗教，有神论宗教与无神论宗教。这表明中国宗教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而开始“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世界诸宗教本身”，从而使得中国宗教哲学界有望对世界诸宗教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有望构建“宗教学研究”或“宗教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方立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