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鸦片论”之争是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哲学领域爆发的第一场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争论。1980年4月，郑建业主教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上海宗教哲学界和宗教学界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展开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争鸣。

　　1981至1982年间，一些学者发表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其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它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人民自己的宗教，不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

　　针对上述观点，一些学者则要求对宗教鸦片论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1983年至1986年有学者发表题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的署名文章；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论文；以及长文《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并未把宗教是鸦片作为定义来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早已流传，马克思引用的原意并不是用来概括宗教的本质，传统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尤其不能应用于中国当前的宗教实际；中国当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根源是囿于理论认识上的成见，是中国宗教研究中的本本主义。

　　丁光训主教曾经高度评价了这次论争：把通过争论人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看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并且断言：“看来，这一场‘鸦片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因为“在从事研究的学者中”虽然还有人在这方面继续“写文章”，但是，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却“已经很少很少了”。这场论争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中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了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毫无疑问，这场论争本身是在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因为全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围绕着马克思的一句语录展开论争，并且耗时10年左右，这个事情本身即是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标志和产物。所幸的是，这场争论是在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政治大气候下进行的，争论双方虽然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但总体上说都还是恪守了学术规范的，这就为中国后来的宗教哲学领域的健康有序的学术争鸣开了个好头。从这个意义上，以乐观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妨把这场论争看作是中国现当代宗教哲学史上最后一场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学术论争，一场使中国宗教哲学研究驶入学术化轨道的学术论争。这一讨论也为宗教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伦理学和宗教人类学等新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工作的这样一种转轨定向立即使中国的宗教哲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宗教文化论”的提出上面。中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在“宗教鸦片论”的讨论中，逐步意识到了学术研究进一步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必要性，逐步“面向事物本身”，面向宗教的本质本身，并初步确立了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去思考宗教本质的学术理路。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宗教是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等观点。在这种革新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很快掀起了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的小高潮。一批知名学者，如方立天、季羡林、楼宇烈、牟钟鉴、吕大吉、葛兆光、葛荣晋、张志刚等，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影响较大的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著。“宗教鸦片论”的论争给中国宗教哲学界带来的第二个变化在于它把宗教哲学学者的注意力从“语录”的引证转移到具体的宗教本身的研究上，转移到本土宗教的研究上，转移到对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基督宗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上，长期以来存在于宗教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中的被人称之为“空对空”的研究定势受到了致命一击，“面向事物本身”、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开始成风。这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哲学界开展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