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一块耸立的界碑。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是如此，对于作为哲学一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8年以来的30年是中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30年。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的出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件相对晚近的事情，但是，倘若从戊戌变法时期算起，也已经有了11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1978年前的80多年间，严格地讲，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专著仅仅出版了一本，这就是1928年由青年协会书局刊行的谢扶雅的《宗教哲学》。然而，1978年以来的这30年间，情势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各种类型的宗教哲学专著出版了20多部，而且，其中也不乏能够与国际宗教哲学大体接轨、具有当代宗教哲学视野、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影响的力作。毫无疑问，中国宗教哲学近30年来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中国学术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既得益于其外部的社会的和学术的大环境，也直接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圈子内的学术小环境。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百花齐放的局面正是中国宗教哲学界百家争鸣的势所必至的一个结果。  

　　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的论争虽然比较频繁，但是对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则主要是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以及“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