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被评为“全国民委系统先进工作者”时，河北省民族宗教厅的刘孟良坚持说自己做的远远不够，这个荣誉是领导对他的鼓励与照顾。他只是那个有事没事就爱挨个部门溜达的老刘，只是那个想为民族兄弟办点实事的老刘——

　　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就被分配到河北省民宗厅，到现在已经27年了。回首这27年，我亲眼看到很多民族兄弟还在与贫困做斗争，这使我坚定地相信:做民族工作，就是要为少数民族兄弟排忧解难办实事，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服务。

　　记得在1984年，河北省搞对口扶贫工作，我们对口帮扶青龙满族自治县。在实地考察时我们发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青龙存在着严重吃水难的问题。一些缺水严重的村子，人们需要把雨水攒起来备用，人与牲畜共同饮水。其中3个特困乡，要到2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取水。山路崎岖，人们常常需要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去排队取水，有时因为水源断流，到天黑都不一定能取水回家。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非常难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解决吃水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打井、修水窖。但是，这需要一大笔资金。民委本身就是“清水衙门”，要想专门拿出这么大笔的资金来做这件事，实在很困难。于是，我和同事一起做调研、写报告，上级最终重视起这个问题，划拨42万集中解决了当地吃水难。看到老百姓欣喜的样子，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1992年，河北省各个部门都抽调工作人员到省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做“社教”工作，帮助当地班子建设以及发展经济。我被分配到藁城市东莆城回族村。这个村回民占70％以上，村民通过饲养牛羊、经营冷库等，整体比较富裕。但是，村容村貌却很差。宰牛杀羊时流出的污水直接流到路上，严重破坏了本来就不平整的道路，而且气味难闻，村子的主要公路成了一条无人路。

　　经过工作组和当地大队磋商，决定重修村内公路。但是，为了使村容更为齐整，规划中的路要通过十几户人家，这就涉及拆迁问题。开始，需要拆迁的村民很不理解，于是我们就一户一户地做工作，有些人家，我们反复做了很多次工作才配合拆迁。终于，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面对最艰巨的资金问题。村里经营冷库，有集体收入，村民各尽所能，也能凑一些钱出来，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筑路费用。

　　没钱怎么办？我找到河北省交通厅，请求帮助解决。但人家说他们只管县级以上的公路，乡级公路都不管，更别提村了。开头就吃了个闭门羹。回到村里，看到村民殷切的眼神，我再次坚定了一定要成功的信念。过了几天我又去交通厅，这次我说：“‘社教’有困难，省直单位是有责任帮助的，可以特事特办嘛，全当支持民委工作啦。”有了这种坦诚的恳求，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同意向上级汇报，开会研究对策。

　　但是我们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当时工作组都住在村里，离石家庄市有五六十公里，我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到市里看看情形。年底，各市交通局局长到省里开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赶到省交通厅。当时他们正在开会，我就一直在外面等。直到散会，那个承诺过我的部门负责人出来看到我，笑着问：“老刘又来啦？还是那个事儿啊？”这次，钱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落实。虽然给的不多，但有了带头作用，市里、县里、乡里相继出了一部分资金，后来又由省民宗厅支持渡过难关，终于，4条1500米长、六七米宽的公路在村子里建成了。长期的驻村工作，使我们和村民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临别时，村民一再称赞我们给他们办了实事，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

　　做民族工作，少不了要遇到资金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平时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印制宣传材料啦，让各部门的人都了解民族工作，再有就是利用节日、文艺汇演、茶话会等各种活动和省内各部门联络感情。现在，曾经办事时的“三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变得不再难，民族工作好做多了。

　　（口述/刘孟良  整理/本报记者 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