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发展历程

□ 徐杰舜

 
　　2002年初，广西民族学院（今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在与海峡两岸四地22所有关人类学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充分商讨之后，于2002年3月1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倡议书充满激情地提出：“今天，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21世纪。面临21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为了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倡议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以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为宗旨”。

　　2002年5月，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南宁举行。论坛顾问费孝通和李亦园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新世纪对我们和我们学科的新挑战。”李亦园从台北发来的贺信中也寓意深刻地说，中国“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仁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在致开幕词时表示：“我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陆人类学界进一步加强同台、港人类学界，同整个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学在‘中国—世界’这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后，人类学高级论坛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平台，迅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中，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主办了第二届到第六届论坛。运用民间的力量，年年举办，届届创新，不仅形成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的格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的特点，而且铸成了主题论坛加圆桌论坛、青年论坛、高峰论坛、观察员评论的模式，树立了生动活泼、讨论争鸣、跨学科对话的新会风。

　　已举办的6届论坛中，可圈可点的亮点不胜枚举。

　　第二届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以“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为主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同时，还举行了几乎囊括大陆所有人类学民族学学术机构的领导“高峰论坛”，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三届论坛在银川举行，论坛顾问李亦园作了《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主题讲演，海峡两岸圆桌论坛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鸣，焦点集中到了“发展还是不发展”问题上。最后，论坛起草并通过了《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即《银川宣言》），向世人呼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阶段，如今在生态危机的威胁下已处在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紧要关头，如何摆脱自身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悠悠大事，全球的人类学者携起手来，走向生态文明！”

　　第四届论坛在武汉举行，颇具创新性的《乡土中国与人类学研究》绿皮书对论坛的主题“乡土中国与人类学”作了文献述评。此次论坛不仅吸引了海峡两岸的人类学者，也吸引了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在圆桌论坛的讨论中出现了跨学科的碰撞和交锋，使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影响开始走出了人类学的圈子。

　　第五届论坛在吉首和凤凰举行，论坛把学术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社会的当代生活，就公共卫生、旅游和时尚3个层面展开了讨论，其亮点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柏桦的出席，使人类学高级论坛与国际人类学界开始对接。柏桦在观察员评论中表示，此次论坛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它具有人类学的学术价值，涉及到了人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论坛的讨论，“我所体会到的一点，即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学要反复强调、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

　　第六届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不仅对乡村人类学作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心志高远，从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洞察和把握中，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作了有学术价值的讨论，从而创造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又一个亮点。

　　时空穿梭，时不我待，人类学高级论坛已走过了7个年头，其成员也从最初的22个发展到100余个。2008年、2009年还将分别在贵阳、呼和浩特，由贵州民族学院和内蒙古大学举办第七、八两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我们有理由相信：机制已经成熟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一定会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为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成果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