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

 

 

 

　　

 

 

   　贵州省郎岱县(今称六枝特区)岩脚区上官寨（今牛场乡）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1877年8月22日，30多年后蜚声川、滇、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和国民党元老——安健便诞生在这里。

　　

 　  安健出身于官寨望族，其祖先曾为水西土司。1904年，安健离开家乡，到安顺府考取了附生(即秀才)，后到贵阳游学。在贵阳，他结识了一些改变其人生命运的人物，他们中有后来贵州民主革命组织的核心人物张百麟，还有黄佛青、方竹君等贵州民主革命的先进分子。虽然出身土司之家，可是与他们的交游使安健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逐步了解并认同了民主革命道理，并接受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于是，安健决定放弃功名，去寻求救国之道。这时他父亲已去世，四哥当家，当他将想法说出后，四哥极为不满，并责其“离经叛道”。为了让他改变主意，四哥命人将他囚禁在一个叫“窗子洞”的岩洞里，派家丁严加看守。头脑中已装满革命思想的安健，革命之心愈加坚定，最终想办法从洞里逃出。逃离家乡的安健来到贵阳，与当时的同道在贵阳组成“友谊会”，宣传革命道理，实践他所接受的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中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风潮，其中有数千人留学日本。在这一潮流推动下，安健和一些心怀革命理想的青年一起离开贵阳，东渡日本。1905年，安健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最早的少数民族会员，开始了充满艰辛的革命斗争。

 

      1907年4月，广州钦州、廉州“三那”地区(即那黎、那彭、那思)爆发了刘思裕领导的大规模抗捐运动，安健受孙中山指令，参加了这次著名的“钦廉之役”，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扩大革命影响。

 

      1908年3月29日，安健参加了黄明堂、王和顺发动的“河口起义”。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战役，但仅一个多月后，清政府便调集数万清军反扑，由于实力悬殊，革命军与之相持20多天，最后弹尽粮绝，走向失败，安健随600余人不得不退入越南以自保。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未让安健灰心。“河口起义”失败后，安健一度回到家乡，参加洪门致公堂，帮助该堂订立章程条例，建立自治学社郎岱分社，开展革命宣传，蓄积革命力量。

 

      正是在安健及同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努力下，贵州革命势力发展很快，仅自治学社便在“庚辛之交，党员聚增至十万人”。安健还曾到威宁、水城等广大彝族地区，发动各族人民投身反清斗争。据称当时彝族安桂林、安三妹等率众起义，就是深受安健的宣传和影响。安健的宣传组织活动为推翻清政府及其在贵州的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0年，再度来到日本的安健作为贵州的联络人留驻东京，协助孙中山指导贵州革命。1911年11月4日，贵州脱离清政府统治后，安健受孙中山之命回国赴贵州指导工作。这时，宪政党人发动政变，加之四川、湖南方面清军进逼，革命果实落入宪政党人手中。面对此形势，安健奔走呼号，试图挽回危局。但他的努力终无结果，不得不逃往上海，并借助贵州通讯处刊印《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和宪政派的阴谋。

 

 

 

　

 

 

　   1912年，安健加入国民党，并与黔籍同志积极协助孙中山开展反袁斗争。为了加强反袁力量，安健接受孙中山指示，到广东对袁世凯任命的广东都督龙济光开展争取工作。龙原为云南省蒙自县彝族土司，与安健有姻亲关系。安健到了广东后，受到龙济光热情的招待，龙济光还以委任安健为道尹来引诱他脱离革命阵营。由于龙济光过于顽固，安健的宣传争取工作没有进展，他只好转而去做龙济光的警卫营长孔陶安和龙济光族人龙鸣阶的工作，动员他们参与民主革命斗争。不过，孔陶安等人的活动终被龙济光发现，以至殒命。

 

      安健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护国反袁活动，1913年12月他再至日本东京，与孙中山频繁会面，共商国是。1914年8月下旬，安健经上海回国，发动护国反袁起义。1915年又到日本，同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安健被推举为贵州中华革命党军事行动负责人，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贵州司令长官，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助手。任职后，安健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参与协调滇、川、黔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和革命党人的行动，使之服从孙中山的统一指挥。

 

      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继起，1917年安健在上海创办《新党报》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军阀割据。同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组成军政府，安健于9月29日被任命为军政府的中将参议，成为孙中山处理西南，尤其是贵州方面问题的得力助手。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组织西南少数民族参与护法，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任命安健为川边宣抚使，驻于康定。安健受命后，认真履行职责，忠于职守，其足迹遍布金沙江畔和大小凉山的藏、彝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这些地区，他积极向少数民族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动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史载，孙中山曾给安健回信，指导有关川藏边民工作，认为“边民性本淳厚”，若能“接以诚信，勉以大义，使彼心悦诚服，自渐能乐为我用。至边军苟可联络，亦宜善以待之”；并多次嘱其注意团结边民，认为“边民坚朴诚挚，刚毅有为，能固结其心，使为我用，则虽遇危难，皆可不变”。

 

 

 

　

 

 

　   1922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为北伐做准备。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安健返回贵州故乡，动员各族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在安健鼓励和亲自带领下，共有288名贵州热血青年先后进入黄埔军校一至六期学习。当时，安健在广州的家几乎成了贵州籍青年的旅馆、饭店，他热心帮助青年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北伐的骨干力量，为东征、北伐以及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安健为了捍卫和继承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安健悄然离开武汉，辗转到达昆明，云南省主席龙云聘其为云南省政府驻粤代表。广东省政府在中山大学“清党”，抓走许多进步学生，安健便以云南省驻粤代表身份与其他人一起保释了部分学生出狱。1928年l0月11日安健回到昆明，后经常奔走云贵之间，参与倒周（西成）行动。其间，蒋介石曾一再电请安健到南京“共商国是”，同时邀请安健出任交通部或外交次长，但均为安健所拒，于是蒋介石便下令对安健进行通缉。

 

      1929年10月20日，安健病逝于昆明，在龙云的资助下，他的灵枢运回贵州郎岱老家安葬。在云南国民党省党部和原同盟会诸多老会员争取下，国民党南京政府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并将上官乡更名为舜卿（安健，字舜卿，又名舜钦）乡，以此纪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