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社会变迁力度强烈、涉及到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

 

      在和谐社会这一重大命题下，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其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也是最具有人类学启示的重要观点。人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主要在于物种的单一性。事实证明，种族之分的表象对质疑这种统一性没有提供任何科学的依据。人类是多样的，其多样性主要在于文化的差异性，民族之众是这种差异性最基本、最稳定的一种基础。当然，我们对多样性的理解还可以从社会层面做更广泛的认知，比如阶层的多样性，比如个人的兴趣、嗜好，各种利益的多样性等等。民族是文化多样性最基础、最稳定的一种依托，人类世界是民族大千的世界，而宗教的多样性同样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最重要的标志，此外语言繁多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特点。但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统一和差异的科学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它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因素。

      按照美国学者亨廷顿有关文明与文化基本要素的概括，宗教和语言是最基本的要素。在亨廷顿有关世界范围“文化冲突论”和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论”中，宗教和语言是其基本着眼点，宗教属于信仰体系，语言属于表达范畴，它们在价值取向和文化承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亨氏的理论虽然立足于这些体现人类差异性的最基本要素，但是他对冲突原理的推导却违背了人类统一性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差异是产生矛盾的基础，但是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矛盾。

 

      在中国古代的智慧中，在差异中求和谐是音律之学的要旨。七音八调是差异之声，声乐、弦乐、打击乐等概莫能外，将这些差异之音合成和谐之声，关键是乐师的演奏。高明的乐师，能够将这些音调各异的琴弦、气孔等加以弹拨和吹堵，从而发出和谐一体之音。即便是独弦琴，也需要不同的位阶，这些位阶就是差异。因此，就音律之学而言，可谓在差异中求和谐之典型。甚至可以说，没有差异，就不能有和谐。当然，差异是现实存在，和谐是实现结果，而将差异之音演奏出和谐共声，则取决于乐师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的古人由此认识到：“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这与统治的道理是相同的，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中，要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去感悟差异与和谐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大舞台，演出一幕和谐之声的剧目，那么导演、指挥、演奏者也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他们通过对差异的调节，形成和谐的声音。一个社会的执政能力，能否将千差万别的社会要素组建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这是对执政能力的根本性考验。中国政府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正在努力地实现这一点。

 

      古往今来，人类在处理自身纷繁复杂的差异问题方面，长期处于不文明的状态。这种不文明的本质，就是排斥，甚至消除差异，而这正是导致差异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无论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审视也好，对历史上无数的宗教战争进行研究也好，或者对历史上很多的民族政策加以研究也好，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尊重差异，还是谋求一种同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发展的空间。在当代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发展程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阶层、城市和农村之间，也突出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这本身就形成了发展程度的多样性。从文化和社会生活角度而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流失现象、变异现象、重构现象，都伴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而普遍发生。中国作为变化剧烈的国度，其社会现象中的确包含了大量的传统因素，包含了我们所谋求的现代的品质和质量，同时也包含了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差异问题已经是中国发展面对的最普遍的问题。发展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性，要使全中国人都可以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享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境界，但是“尊重差异、包含多样”则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展开了一个新的观念境界，它是一种新的文明观。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理解；包容多样，也不是必须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在西方国家，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在进行对多样文化的反省，中国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且在这种发展中实践保护物种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以人为本、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发展观念。在这方面，“用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我们面临着最广大的田野，而多样性是实现创造性的必然要素，也将成为这种设计依据的基本理念。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确定，无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