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走访内蒙古牧民家庭。资料图片 

　　费老说：“我这一生基本上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工业社会；三是信息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同时重叠并存……这三位一体社会形态的形成过程，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先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叫做三级两跳。”

　　费老在其一生90年中，从为救国开始研究社会学，到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对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他对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没有跟费老作过调查，但我是做社会学史方面研究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社会学第二期讲习班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班负责整理教材。我对费老一直很敬佩，他的书和他发表的文章我一直在读。记得有一所大学请我讲课，听课的是三四年级的社会学系学生。我把费老作为研究专题来讲，课后有学生说：“老师，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什么是社会学了。”这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觉得，费老走过的路正是我国社会学走过的路，研究费老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社会学怎么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给费老带了点儿药。在跟费老聊天时，我发现他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过去侧重研究人和物，现在则研究人与人，而且他对钱穆、梁漱溟这些人也进行了研究。我觉得他好像在补课，在重新学习中国文化。虽然我们分别了很多年，人离得远了，但是我在不断地向费老学习，所以感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近了。

　　在纪念费老百年诞辰的时候，我想通过费老的一生来说明人生的价值。费老讲，人生的态度和人生的选择决定了人生的价值。费老的人生价值是强国富民，就是后来他常讲的，他的一生“志在富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费老选择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研究，以此作为他对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回报。他为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研究农村社会中的不同社区

　　1936年，带着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江村）一个多月的调查材料，费老踏上了去英国求学的路程，他的导师是当时国际人类学界的核心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这时正是西方人类学酝酿变革的前夕。长期以来，传统西方人类学研究一直是从对所谓“野蛮人”社会生活的研究开始的，而马林诺夫斯基想打破这个禁锢。正巧费老对江村的调查，是一个中国人对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家乡生活的调查，也是对农民社会生活的调查。人类学的转变抓住了费老，费老也抓住了这个机会。1938年，费老完成了他的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说，《江村经济》是人类学研究对象转变的里程碑，这也确定了费老一生的学术方向。所以，费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在人类学转变的时期发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有世界影响的。

　　费老一直强调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提倡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他就从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开始。他指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这个时期，费老研究的中国农村社会主要是不同的社区。费老研究这些不同的社区，研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要发展乡村工业，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贡献。

　　明确重建社会学的方针

　　费老在社会学重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明确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方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抄外国的，要系统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形成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用知识为社会实际生活服务。费老指出，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的社会科学，要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他自己遵循这个方针奋斗了一生，而且带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我们的后人也记住这个方针。

　　费老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路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也就是发展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这是费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做出的贡献。我国至今还在应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费老当时提出了几个经济区域，现在更多了，这些提法也有助于今后社会的发展。费老是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先行者，他一再强调，做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个框架，也就是“从实求知”。费老告诉了我们模式，也告诉了我们方法。

　　关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研究，费老还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费老吸取了中国“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也吸收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他留给我们的是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尊重，以及对这些民族文化历史走向的思考，这是人类共有的遗产和珍贵的财富。“和而不同”是费老对百年来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蕴藏着他对人文世界未来走向的基本期盼。“和而不同”，既是针对人类学者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言，也包含着文化自觉这一层面的意义，就是人类学者要自觉认识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探索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肩负起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这些使命，我们要继续完成。

　　肩负起文化自觉的使命

　　费老在晚年强调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老说，第一步，要认识和理解历史，了解传统，包括中国的、西方的，找出差别和差距；第二步，对本土文化要批判继承，留下好的东西作为发展的基础，对外来文化要选优去劣，还要有追赶和竞争的意识；第三步，才是创新，开拓前进，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费老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各种文化都真正得到尊重之后，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才有条件在相互接触中、在自主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前提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己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因此，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就是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挑战的文化自觉。

　　那么，费老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觉呢？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费老说我国要实现“三级两跳”，我们就要把古训带上，把对新思想、新人文精神的追求带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得更高的起跳位置，也能跳得更高，这是国内实际的社会发展需要。

　　其次，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化社会学的建立，是费老所提到的中国社会学的目标。要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在理论上要以中国的社会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的理论。搬来外国的社会学，拼凑出自己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

　　再次，是人才培养的需要。费老曾经指出，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达这个声音，要培养能理解和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才作为发出这种声音的代表。我们光有自然科学来对付物质世界是不够的，还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重视协调人与物、人与人的认识和实践，并将其进一步发扬。要培养胸怀更为开阔的，不但为中国人民服务，还能够为世界人类服务的人才。这就是说要培养能够进行国际对话所需要的人才。

　　对国内来说，社会学也面临着二次创业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人才，所以培养文化自觉人才是必须的。只有切实发挥人的积极性，才会有二次创业的精神。知识分子要自觉发扬正气，要讲真话，这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体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