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对彝族的认识，是通过穿行于汉彝之间的“中间人”展开的。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林耀华似乎一直在寻找某种能够真正沟通汉彝文化的中介物，无论是汉家、彝家的礼俗，西方传入的学校教育，还是土洋兼有的礼物。彝汉“文化隔阂”如此根深蒂固，或许与双方之间缺乏一些真正有共同文明基础的中介物或者说“盟约物”息息相关。林耀华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对此存有困惑和反思，是不是暗示着这样一些文明的基础仍然缺失呢？

　　各具特色的“中间人”

　　林耀华对所谓“夷人”的了解，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中间人”展开的。纵观他的田野调查，普通“白彝”百姓或纯粹定居村里的“黑彝”，似乎仅是林耀华做体质测量的“标本”。真正和他打交道、形成他对彝族人个性印象和好恶感情的，是引领他穿行于彝区、汉区之间的彝族保头们。所谓“保头”，即一些“黑彝”头人。林耀华曾回忆说：“当时的凉山夷区是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境内有一百多个各自为政的黑彝家支，你的保头只能在其家支的势力范围内保证你的安全。在那些与你的保头有世仇的家支所控制的地域内，甚至连你的保头本身的安全也成为问题。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保头是会通过转保或者其他办法来避免这种危险的。”

　　但中间层的各色人物并非千篇一律。负责林耀华凉山之行的共有3位保头，他们彼此是亲戚。里区达吉为主要保头，老穆是达吉的族侄，哲觉是老穆的母舅。在一路的交往中，林耀华对3位保头的感情差别极其分明：达吉似乎是“好夷人”的代表，让林耀华由衷感到一种“真诚的友谊”；哲觉是“坏夷人”的典型，让林耀华一路担惊受怕；老穆多数时候是沉默，林耀华对他的感情可谓中立。如果从与汉族的关系来考察，这3位保头也对应地表现出与汉族关系的亲疏。通过林耀华与这3位保头之间的故事，可以窥见彝汉关系的复杂多样，以及林耀华的矛盾心态。

　　“喝血酒”与“行礼”盟誓

　　林耀华与达吉正式“建交”始于一场仪式。那是在1943年的8月20日，由雷波县长李开第在县府主持简单仪式，由双方当事人到场行礼，然后入山。

　　这场改良的仪式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核心问题：彝汉之间的信任，或者说和平的“盟约”究竟该如何建立？建立的基础应是什么？在林耀华看来，彝族人喝血酒盟誓那套规矩，只能约束彝族人，这套规矩一旦跨越文化的边界就失效了，反而成为彝族利用汉族的手段，因此，它不是彝汉双方建立互信的有效方式。依照汉族礼节，比如“行礼”，是否可以成为双方“缔约”的有力约束呢？从林耀华后来的举动看，其实也不是。林耀华行完礼后，又特意写了两封快信，“一封寄重庆内子饶毓苏，一封寄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兄，通告他们入山日程、黑彝保头的支系姓名、办理夷务的介绍人等等，以防意外事变的发生。”

　　同时，仪式改良本身也反映出当事人微妙的心态变迁。“喝血酒”建立的是兄弟或亲戚关系，且这种血缘关系往往暗含着辈分等级差别。“行礼”双方却是平等的，但这种“貌似的”平等很脆弱，它没有一种双方都完全认可的文化或权力约束作保障。如果林耀华凭借的是象征性的国家政权或与彝族同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汉族，那么这两者对于达吉都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他心里向往的甚至还是以前的“皇帝”、“一品大员”（这一点从他家房屋张贴的对联可看出）。所以，不管盟誓的细节如何改良，如果汉彝之间没有真正找到一个双方真心诚服的“约”，那么，林耀华此行的猜疑、隔阂、担忧的情绪依然会在后来者身上重复。

　　行程中，达吉既琢磨不定也琢磨不透。林耀华不知道他会突然在哪里消失，隔一段时间又会在哪里早早地等待着与自己会合。达吉的去留固然与当地彝族家支势力的分布相关，但这给林耀华一种印象：达吉自己的行踪飘忽不定，对考察团的行程却了若指掌，这种对比反而显出他运筹帷幄的能力。

　　林耀华不懂彝语，达吉夫妇谈话时，只见达吉“虽闭目，却亦静听，不时发言，类似安慰，又似批评”，但始终不明白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林耀华后来回忆说：“‘文革’期间，他（达吉）受到了冲击。据说，他对于自己在这期间一共挨了多少次批斗是计数得十分清楚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计数这种痛苦，没有人能知道。这个达吉，总是让人琢磨不透。50年前他曾帮助过我理解凉山夷家，但对于他怎样理解我们汉人，我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人类学家的任务本来就是理解人，可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达吉和我们自己，这却仍是个问题。今天想到这些，我心里仍不免有一种难言的迷惘和惆怅。”

　　“学校”可能创造汉彝友好关系

　　对于保头老穆，林耀华着重记述了“办学”一事：“有一次老穆带我到他自己的住屋坡下，勘察地形……老穆问我此地可否盖一所小学，并问政府能否来此兴办教育事宜。”

　　如果之前和达吉是通过“行礼”来缔结一种“盟约”，“学校”则是林耀华发现的另一个可能创造汉彝友好关系的中介物。他如此欣喜，因为“办学”这一意向的多重象征恰恰与他作为一个“中间”知识分子的模糊心态相符：它与传统中国文明中心向四周输出教化的情调相合；教化的内容可置换成西方传入的当时被奉为最先进的现代知识，这正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相符。但问题是，办学的“行使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中？从当时彝区的情况看，国民政府开办的几所学校都因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而停办，只有彝族土司岭光电办的小学得以维持。这无论对林耀华还有后来者都应颇有启示。

　　哲觉，为人粗暴却很尽职的“野蛮人”

　　保头哲觉，在林耀华笔下几乎汇集了各种“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第一次碰面就是在一种“不文明”的喧嚣中开始的。林耀华回忆说，哲觉“一进屋即滔滔不绝地喊叫，……开口就要求我们杀羊招待，带骂带闹地喊了半天。晚上睡在我们隔壁，整夜说话，闹到天明”。

　　事隔多年之后，对这位当时最令自己厌恶的保头，林耀华的歉疚、反思之情却最多。他说：“哲觉虽然为人粗暴，但也很尽职。他不仅要保证我们的安全，还要负责安排我们的食宿。……他辛苦了一路后却不能兑现应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恼火，其实是应该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他甚至反躬自问：“自己当时凭什么把他看成贪得无厌的人呢？如果家乡人提出类似要求，我会这样想吗？”

　　与普通彝家的“约”或“换”

　　除了3位保头，林耀华沿途不免要在彝族人家中吃住歇脚。如果与达吉、老穆是以行礼、办学等作为沟通汉彝的中介，他与这些彝乡人家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约”或“换”的关系：彝族人家留他吃住，杀鸡宰羊，他给主人家“礼物”以报偿。这些用来打开“双边”关系的礼物是什么呢？林耀华说：“我们赠主妇剪刀丝线等，狂喜大呼。”

　　林耀华置办的礼物都是给女人的，给老穆的父亲送的也是“布、镜子、剪刀、丝线”等等。有的礼物对彝族人来说并没有实际用途，他们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如徽章。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礼物呢？林耀华在《凉山彝家的巨变》中说：“三河以打山后遇见樵夫老者一对夫妇，老者系一胡姓汉娃，在夷地已四十余年，其妇于二十余年前在海脑坝被掳到凉山，家主为之婚配。同行有两个别家女娃子，一系第二代汉娃，一系第三代汉娃。考察团分赠各人针线，老人手指第三代女娃对作者云：‘此女已是蛮子，可不必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