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桐龄

吕思勉

林惠祥

　　上世纪60 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3部中国民族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它们是：1934 年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同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通过对3部《中国民族史》在结构、分期、资料引用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比较，就会对上世纪30 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有初步的了解，并进而对今天的族群研究产生启发。

　　结构

　　我国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大致有两种体例。第一种以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历史。1990年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994年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和1996年田继周等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大致延续的都是这一体例，这3套书均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与演变过程。

　　第二种是全书按族群分章节，从其起源讲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吕思勉、林惠祥两位在上世纪30年代各自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这种体例的代表。吕思勉这本书的结构，在“总论”之后，即分为12章对12支族系分别叙述，在书中对于各个族属的起源及历史演变，根据各种史书典籍分别加以考证和讨论，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努力作出清晰的交代和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吕思勉这本书写的是这些族群各自的历史，而王桐龄写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族群交往融合史。

　　除此之外，黄烈把中国古代民族史划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个历史阶段，他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按族群分章节，下编则着重讨论族群交往融合的专题，在体例上大致介于以上两种之间。

　　分期

　　王桐龄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汉族为主线，再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4次大蜕化和4次蜕化之间的3个修养期。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林惠祥所接受，林先生也认为“中国诸民族的主干实为华夏系，其他诸系则渐次与华夏系混合而销灭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于华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他认为“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林书的分期与王书的区别即在于忽略了“汉族胚胎期”，而且把王书的各个“汉族修养期”归并到4个“蜕化期”。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一书的结构，作为总论的部分分为“中国民族之分类”和“中国民族史之分期”两章，其余16章则依照中国古代族群的16个“系”分别叙述其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的结构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但由于有了讨论“分期”的一章，多少兼顾了历史分期和各族历史演变的完整讨论。

　　费孝通在198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认为“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这与王桐龄提出的“汉族胚胎期”观点相一致。费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个综述，其核心观点是分析“中华民族”如何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王、林两位对于中国民族发展史都持“族群融合论”和“汉族主干论”，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从“地区性的多元一体”向“整体性的多元一体”的过渡阶段。具体地说即是从秦汉至明朝大致地存在着中原农业地区和北方牧业地区的两个局部的“统一体”，两者之间不断接触拉锯，元朝曾短暂地建立了两者的“大一统”，但直至清朝才真正地把这两个局部统一体牢固地汇合起来。

　　资料

　　在文中引用的材料方面，这3本书也各有特点。

　　王桐龄在文字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引用古代文献关于各个族群的文字记载，而是把文献中有关族群融合的资料(通婚、改名、改姓、吸收外族做官、外族归化等)汇集成表格，这些表格几乎占了全书总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书中的文字部分则主要是作者自己的观点。

　　吕思勉一书中的主要部分是介绍古代文献中对于各族的大量记载，这些文献记载穿插在作者的评论之中，作者的评论是对于这些纷杂并有时自相矛盾的记载予以讨论，或肯定或否定。各章后多有对于各族考证的“附录”。

　　林惠祥一书则带有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风格，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华夏族的起源、三苗是否即后世之苗族)均参考和介绍了国内外的各种不同观点，客观地介绍而后加以讨论，如同我们现在写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但林书的主要部分和吕书一样，仍是古代文献对于各族记载的罗列介绍。林书中同时指出，这些文献中的观点未必准确而且彼此矛盾，“古史原多出于后人追作，自难尽信”，所以对于许多问题并未给予明确的回答，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在所参考的文献中，林书的涵盖面大大超出王、吕两书，除了二十四史和古代正史文献之外，还参考了各类杂史（如《明律集解》、《云南游记》、《容斋三笔》）、地方志（如《贵州通志》、《云南通志》）、国内调查研究文献（如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王国维《鞑靼考》、章太炎《排满平议》）、国外调查研究文献（如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及西方学者原著）以及作者同代人的大量调查研究著作。正如林惠祥在“序”中所说，“于古书之取材颇费推敲，于今人之学说亦甚为注意”。应当说出版晚了5年的林书比起王、吕两书在参考文献的结构与内容方面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今天，中国各族群的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跨地区的人口迁移、语言的相互学习、风俗习惯的逐渐改变，可以说是随时可见，各族之间依然“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而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在影响我国的各个族群。中国今天的各个族群是由历史上的各个族群演化而来的，我们的族群研究也同样不能割断历史。从阅读王桐龄及其他前辈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营养。这些老一辈学者国学基础坚实，独立思考，每个人都自成一家之言。而如何广采众家之长，推陈出新，则是我们这些后进所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