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全书原计划共分为上下两编（“内延史”和“外延史”），分别叙述“中国民族对内融合事迹”和“中国民族对外发展事迹”。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国各民族如何构成？

　　“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

　　王桐龄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这个观点得到林惠祥的支持，“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费孝通先生亦特别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

　　人们现在逐渐开始接受汉族是族群混合体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他各少数族群是否也是族群混合体，意见并不一致。而王桐龄则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这些少数族群也都明确地视为“混合体”，而且认为甚至在远古时代，这些族群就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如汉族在其“胚胎期”是4支部落（炎帝、黄帝、周、秦）的血缘混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獯鬻”则是通古斯和蒙古两支血统混合后变成的一种“新民族”。在他眼里，看到的主要是各族之间的“同”而不是“异”，看到的主要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族群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是如何越来越相互融合与“趋同”，看到的是一个个曾经很强悍的族群支系，如何一步步地进入并消失在中华民族的主流汉族之中。

　　当王桐龄在中国民族总集合体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时，他提出“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这一观点，这与目前的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混合体”与“组合体”是不同的范畴。我们也注意到，王桐龄的这本书在使用中文“民族”一词时，对其来源、含义并未作任何讨论。同时，在书中讨论中国历史上各族群变迁时对所使用的术语“族”、“民族”、“中国民族”、“部落”等也没有作任何界定，以上4种称呼在全书中交错使用，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把族群称呼的标准化和区别界定当做一个问题予以关注。对于这些术语的模糊性使用，与我国几千年关于族群的传统观念是很一致的，不但不必奇怪，而且恰恰反映出中华文化对于族群的界限比较模糊、多从融合与演变的角度看待族群发展的思想传统。

　　为何诸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文化绵延不衰？

　　汉族“善于蜕化”，“尚中庸”，“无种族界限”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文明古国当中，中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文明发展进程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中国的中原地区在地理上并没有完全与其他地区相互隔绝，也多次受到武力强大的外族侵袭甚至被外族统治，但是中华文明却延续不断地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在发展，最后留给我们用同一种文字（当然发生了一些演变）书写下来的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考虑，而且主要需要从族群内在的文化方面来寻找其原因。在王桐龄看来，汉族“善于蜕化”，“尚中庸”，“无种族界限”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汉族“内部经过许多变乱，外部受过许多骚扰”，但最终仍成为“庞大无伦之中国”，王桐龄认为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性原因，是汉族之“善于蜕化”，“全国四亿人中，汉族竟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中经蜕化而来者固不少矣”。他举了一个蝴蝶的例子，“初生为卵，一变为虫，再变为蛹，三变为蝶，乃能遗传其种族以至今日”。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玛雅等，在内乱外患的冲击下，终于灰飞湮灭，而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国虽然经历过许多磨难，也曾被来自周边地区的族群统治过，但由于汉族之“善于蜕化”，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所谓“蜕化”是否就是在深层保留其种属的性质而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外貌？在这里的“内”（种属的性质以什么为标志？）和“外”（不代表本质的外貌包括哪些内容？）之间的界线如何划定？王桐龄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

　　王桐龄进而认为，“汉族性情喜平和，儒教主义尚中庸，不走极端，不求急进，此为善于蜕化之一大原因”。是否“平和中庸”就会“善于蜕化”？太平洋许多海岛上的族群也“性情平和，不走极端”，但一与强大发达的外族相遇就迅速衰落乃至消失。可见单单是“性情平和，不走极端”并不足以说明汉族发展壮大的原因。王桐龄也提到自春秋时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儒教主义”），即由儒学所倡导的一套完整和系统的伦理道德观点、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这些远远超出“尚中庸，不走极端，不求急进”的内容，形成了一套与当时先进的农耕经济相联系的文化体系，这可能是汉族在恶劣条件下保持文化传统，以及外族在武力上占优势时仍能接受汉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地区的青铜器、铁器生产和农业、畜牧业、建筑、医学、军事学、诗歌舞蹈、文化艺术等领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人口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社会组织井然有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十分系统和发达的儒家文化。正是凭靠如此发达的文明，汉族在与武力强大而文明程度落后的外族相接触时，外族会主动或被动地吸收、接受汉族的文化，汉族则在这种条件下得以通过“蜕化”而保存和发展。

　　此外，汉族“无种族界限”，对外族“无歧视之见”也是王桐龄认定的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原因。王桐龄在书中多处强调，“汉族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例与之通婚姻。在汉族全盛之时代之汉唐有然，在汉族战败时代之两晋南北朝亦莫不如此”。

　　从书中介绍的大量资料里，确实表明了在历史发展的几千年进程中，由于汉族对于其他族群的偏见与歧视的程度比较低，所以导致各朝代以皇室为首的大量族际通婚，以及在朝臣中起用大量外族人士。由于与人口众多的汉族接触并受到汉族观念的影响，外族建立的政权也存在大量族际通婚和任用他族人士的现象。这些资料确实反映出汉族所具有的“族群”观念相对比较淡漠。也许正是这种淡漠的“族群意识”再加上相对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使得汉族张开胸怀不断吸收其他族群的成员，使之“蜕化”成汉人，使汉族人口规模逐渐增大，也使得其他族群在吸收汉族具有的“各族群可共享”的生产技术和发达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淡漠了自己的“族群意识”而不知不觉“蜕化”为汉人。有的少数族群的领袖甚至十分积极地投入“蜕化”，其中以北魏的孝文帝为最。

　　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指出，在族际交往过程中，各个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原地区的汉族在文化发展的程度上高于周边其他族群，这有利于其人口的增长，而当其人口规模达到明显超过其他进犯族群的程度之后，其他族群不但难以灭绝汉族，而且会把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当做财富的重要来源，转而适应汉族的文化和社会制度。

　　中国各族群之间为何易于融合？

　　一是“血统接近”，二是“诸族起源地，皆在河流近旁。……交通较为便利，故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

　　王桐龄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族群与汉族较易融合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血统接近，……故同化较易”，二是“诸族起源地，除去北狄、西戎以外，皆在河流近旁。……地势偏南，气候较为温暖，雨量较为丰盈，交通较为便利，故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秦汉以后，此一方之人民，遂同汉族混合，不再分立矣”。

　　除了现在新疆地区的部分族群外，中国大多数族群都属于蒙古人种，在体质上差别不显著，这确实是他们之间较容易建立相互认同和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地理条件和农业经济发展是否会促进其他族群被汉族同化，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即汉族的农耕技术和农业社会组织在当时东亚大陆上确实是长期领先的。在这个前提下，从事粗放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业的其他民族向已经把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汉族学习，在学习农耕技术和组织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学习和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从而逐渐融入汉族。费孝通先生在他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

　　此外，建立在相对高度发展农业基础上的汉族经济，长期表现出非常繁荣的景象。以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为基础，中原汉族地区的纺织业、陶瓷、冶炼、建筑、各种手工艺、天文、医药、算学、诗歌等高度发达，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样的经济实体每年所创造的巨大财赋收入是任何有机会“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都绝对不想失去的，而要维系这样一架宝贵的经济机器继续运转，也就不得不维系原有的一套社会秩序以及相关的伦理道德，也就不得不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其中一些民族在占领中原之后，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同化汉族，但收效甚微。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经济，面对如此精巧发达的文化，来自边缘地带的异族君臣和民众，也不得不逐渐融入其中。

　　而令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最头疼的是治理属下的百姓和应付自然灾害，由于自身统治的人口庞大，以征调农民组成的军队需要耗费大量国库资源，所以除了几个开国皇帝外，大多不愿对外用兵，对于周边族群的主要战略是怀柔政策，必要时才进行预防式攻击。这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军队组织十分不同，也与西方殖民者的海盗心理十分不同。王桐龄认为：“若通商及传教二事，现今欧洲经营殖民地者多着眼于此，而中国古人往往忽略焉。汉宣帝对于匈奴呼韩邪单于，隋文帝对于突厥启民可汗，唐宪宗对于沙陀，清高宗对于土尔扈特，经营布置其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之资料，极为恳至周到，而于提高其文化，开辟其草昧之政策，则漠不关心焉。”

　　以上叙述至少说明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族群的某种平等态度及对于异族归附者的特殊优待。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异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䗏入主中原后，对待中原百姓和中原文化也不会强烈排斥，而且会设法使自己成为合法统治者。他们或者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族后裔（如晋朝末年南匈奴首领刘渊取汉姓并自称为汉朝后裔），或者根据儒家正统理论声称前朝无道，自己顺天行事，维护道统，同时组织文人编修前朝历史，封禅祭孔。所以无论是汉族当政，还是周边族群入主中原，各族的文化和血缘融合可以说从未中断过。

     ［延伸阅读］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影印本共680页，除序论外，全书分为8章，把中国整部历史划分为8个时期：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该书以中国历史分期为章节，以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同化为主线来进行介绍与讨论。各章节引经据典，详细地介绍了历史上各个族群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个族群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每章的“附录”部分以表格的形式详尽地开列了从历史典籍中查找出来的有关各族群“接触”事件、跨境移民、“归化部落”以及各朝代皇族中的族际通婚（后妃族属、公主宗女下嫁）、朝臣族属、朝臣更改异族姓名等情况，书中共有这样的表格约161个，另外还有反映各朝代皇族的族属世系表68个。所以更准确地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确如他本人所言，注重于中国“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即为“中国民族交往史”或“中国民族融合史”，而不是着重于各个族群的自身发展历史。

　　在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作者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分析和说明各个族群之间的融合。为此在该书的“序论”部分专门整理出了一个变量系统，其中各个变量可以用于具体描述和衡量各个时代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可用于数量统计和比较分析。综观这些变量体系和相关的衡量族群关系的研究专题，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地归纳为：1.杂居；2.通婚；3.收养；4.改变姓氏（形式上相互认同）；5.接受语言文化；6.改变服色（风俗）这6大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书中还作为附录提供了231张表格，参照上述变量体系分具体专题列入表内。在1934年西方社会学尚未系统地对族群融合的具体方面进行分类时，王桐龄即试图提出以上分类方法，并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提出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衡量民族融合的变量，应当说具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桐龄（1878年至1953年），号峄山，河北任丘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07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王桐龄从事历史教学近40年，桃李遍天下，著译丰硕。著有《中国史》、《东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书，撰译论文数十篇，发表于《师大月刊》、《清华学报》、《史学年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