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刚工作照。张林刚供图 

　　张林刚出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父亲是满族，母亲是鄂伦春族，他从小在鄂伦春文化的浸润中长大。由于爱好摄影，1996年起，原本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张林刚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先是在专题部拍摄纪录片《神鹿啊神鹿》、《最后的山神》，此后在央视《焦点访谈》担任摄像。今年年初，张林刚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任编辑。

　　“小时候，家乡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河里的鱼多得连河底的石头都看不到，打到20多斤的大鱼是常有的事儿。”虽然来京已经20多年了，张林刚说话的时候，却依然带着一股大兴安岭山林的气息。如今，已到知天命年纪的张林刚，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家乡建一个鄂伦春传统文化与自然保护区，把那里变成第二个“非洲”，人们可以近距离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8岁的猎手

　　张林刚的家是一个鄂伦春族大家庭。母亲生了8个孩子，他排行老六。“那时候，村子里几乎全是鄂伦春族，只有两三户汉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精骑善射，世世代代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以狩猎为生。张林刚8岁就上山打猎了，11岁就打到了狍子。按照鄂伦春族的传统，男孩在小小年纪就能打到狍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预示着他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好猎手。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张林刚到学校读书了。班上一共有5个学生，两男三女，3个鄂伦春族，两个汉族，由上海知青和黑河知青担任他们的老师。这些城里来的老师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上海知青老师有一个箱式的120照相机，“咔嚓”一下，就能洗出黑白照片，让小小年纪的张林刚觉得很神奇，他从此对摄影着了迷。这个小时候的业余爱好，到今天已经成了他安身立命的谋生技能。

　　18岁那年，张林刚考上了黑河师范学校，他花12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助学金）买了一个海鸥牌照相机，开始练习摄影。每年寒暑假回家，即使跟随舅舅上山打猎，他也随身携带着照相机。“有好几次，我从山上摔下来，照相机撞坏了，我自己反复琢磨，最终都把它修好了。”

　　从师范毕业后，张林刚回乡当了3年英语老师，业余时间就用来拍照。自1983年起，他开始有意识地拍摄关于鄂伦春族生活的照片，如今已经累积了几千张底片。这些照片中记录的一些场景，在今天的兴安岭已经看不到了，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拍摄纪录片《神鹿啊神鹿》

　　1991年，中央电视台专题制作部导演孙曾田想拍一部关于鄂伦春传统文化的纪录片，需要找一个熟悉兴安岭的当地人帮忙。正好张林刚为教学需要，在大兴安岭拍摄一个关于鄂伦春族婚丧嫁娶的纪录片《兴安诸神》。他给孙曾田发了一封电报，孙就进山了。他们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鄂伦春族萨满孟金福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

　　1993年，张林刚和孙导又合作拍摄了纪录片《神鹿啊神鹿》。当时爬冰卧雪，张林刚吃尽了苦头，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93年，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大兴安岭，当火熄灭时，猎民的帐篷冷得跟冰窖一样，里外一个温度。我们就躺在睡袋里睡觉。”

　　那年，大兴安岭下了暴风雪，他们有幸拍到了非常美的画面。出山时，却面临了严峻挑战：大雪封山，他们出不去了。打听到附近有一个采伐工人的安置点，张林刚决定去找他们借一辆拖拉机开路。4公里的路，张林刚走了3个半小时。身上的汗水结成一寸厚的冰。林业工人帮他刮了冰，又喝了二两酒，才缓过来。

　　《神鹿啊神鹿》、《最后的萨满》两部纪录片的拍摄，分别耗时两年多。为了取景，他们几乎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都去过兴安岭，最长一次去了65天，因为天气太冷，他们一直都没有洗澡，饮用水则靠凿冰化水。就在那时，张林刚练了一手在暗袋里装电影胶片的绝活儿，“没办法，冻手啊。”他说。“搁现在，这种苦肯定吃不消了。”

　　1993年，《最后的山神》获亚洲广播联合会第30届年会电视大奖。《神鹿啊神鹿》于1997年获第11届“帕尔努”传记片电影节评委会奖，1998年获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评委会奖和第七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等。“一生中能拍到一两部自己比较满意的纪录片，也就知足了。”张林刚说。

　　环保主义者

　　离开大兴安岭以后，张林刚从一个猎人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参与者。“我支持我的民族打猎，正如必须允许爱斯基摩人猎杀少量白鲸一样，这是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但是，我对偷猎野生动物的行为深恶痛绝。”张林刚说。

　　由于职业的关系，张林刚得以深入采访很多偷猎事件。2003年，张林刚和同事到吉林大安暗访毒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天鹅的事。他穿着一个蓝色大棉袄，看起来颇像一个老板。“有天鹅吗？”“没有。”见是生面孔，摊主很警惕。“野鸭多少钱？”“14元一对。”“别蒙我了，这都是去年的陈货，搁冷库里冻了大半年，今年拿出来卖。8元吧。”从小在大兴安岭打猎长大，张林刚对猎物了若指掌。“对动物、对树种，我都了解得很清楚。这些早年积累的经验，在我的工作中常常用到。”

　　对付这些狡猾的偷猎者，越是乔装得内行，对方越容易相信。果然，第二天，有摊主给张林刚打电话：“天鹅要吗？1600元一只。”“800吧。”对方邀请张林刚去仓库验货。在仓库里，张林刚看到了丹顶鹤、白天鹅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盗猎者残酷的杀戮，让他痛心疾首。作为一个记者，他只能尽力而为多揭发这类事件，让盗猎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些年来，张林刚对兴安岭的生态环境十分关注。“兴安岭是全世界人民的肺，如果肺坏了，我们的地球就不能很好地呼吸，就会生病。”张林刚说，他老家的门前有一条河，可以说是环境变化的晴雨表。“以前水量很大，常常能抓到20多斤的鱼，可现在，连一尺长的鱼都很少，几个月前，由于干旱，还一度发生过断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

　　鄂伦春族长期与山林唇齿相依，靠山吃山，因此形成了一套取之有度的生态法则。砍树只能砍枯树，不能砍湿树；带崽儿的、哺乳的动物是不能打的，如果打了，萨满就会说：“你家生孩子不会顺。”鄂伦春族相信萨满的话，在自然界生存，就要遵循自然界的法则。

　　“偷猎者可不是这样。他们常常下‘绝活套’，把老的、小的、公的、母的动物全都套住，这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张林刚说。他的儿子在3岁的时候，就对父亲说他想买一把好枪，专门收拾偷猎者。

　　有一个愿望

　　1953年，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上世纪90年代，国家发布禁猎令，鄂伦春族放下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猎枪。然而，这个民族似乎对农耕没兴趣，大都把地承包出去，靠喝酒打发日子。

　　“男人们尤其不幸福，以前他们最喜欢三样东西：枪、马、猎狗，现在都不能玩了。”张林刚说，“这些年党和国家对鄂伦春族十分照顾，不论是生活、考学、就业等方面都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有时候，幸福不是靠给你多少米、面、肉来衡量的，内心的痛苦没有人知道。”

　　张林刚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家乡建一个传统文化与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区域里，鄂伦春族可以重新拿起猎枪，以科学的方法维持区域内的生态平衡。游客们可以像在非洲一样，看到自由自在生活的野生动物。“如果国家能够让我们自己来管理山林，我相信，我们一棵树也不会砍，一只珍稀野生动物也不会打。到时候，你们来看看，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树长得怎么样。”

　　对话

　　记者：张林刚这个名字听起来跟汉族没什么区别，你还有鄂伦春族的名字吗？

　　张林刚：我父亲是满族，“张”是随父姓。我的鄂伦春名字叫“吴恰坎·林刚”，我儿子名叫“吴恰坎·奥伦”，就是“鄂伦春”的音译。他的户口本上也是这个名字。

　　记者：刚到北京时，你适应吗？

　　张林刚：特别不适应。我是1988年到北京来的，当时工资是73元，每月5日发工资。我们这个民族好吃肉，我每月都是上半个月吃肉，到了月底就成天吃面条，吃不起肉了。我跟哥哥说，大学白念了，在北京还不如回家，连肉都吃不上。哥哥说，你一定要在北京待着，你待着就是帮我们待着。

　　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经常需要暗访，做问题报道，觉得苦吗？

　　张林刚：拍过《神鹿啊神鹿》那两部纪录片以后，什么苦我都不怕了，再苦也不会比那时拍片子苦。况且，到了我这个岁数，再不做一些事情，就没有机会了。

　　有一年，我和同事到贵州去采访关于砍伐原始森林的事。我们花了14个小时走到原始森林里，那些名贵树种被砍伐在地，偷伐者把树的两端去掉，只要中间一段。看到这种情景，我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下山时，我对精疲力尽的同事说，你一定要坚持，经历过这样的艰苦，以后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她坚持走了下来，觉得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