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鸣 画

　　最近一段时间，“普粤之争”及相关事件成为海外高度关注的中国热点新闻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有些人甚至喊出了“保卫广州话”的口号。

　　广东的很多人现在觉得粤语的地位和影响力岌岌可危，甚至担心推广普通话势必导致粤语的“削弱”乃至“废除”。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持续发酵的所谓“普粤之争”呢？

　　最近的粤语和普通话之争源起于７月初广州市政协就“加强亚运软环境建设”的一份提案。

　　该提案说，考虑到亚运会期间有大量外宾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访，建议在本地电视台综合频道加大普通话播报时长，以便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外地人更好地理解广州。

　　应该说，这份提案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为广州创造一个方便各方人士沟通交流的语言环境，不能不说是亚运东道主应尽的一项义务。

　　退一步讲，即使该提议被有关方面采纳落实，也仅仅是加大普通话的播报时长而已，并不能等同于“废除粤语、弱化粤语”。

　　粤语作为广州人及广东省其他许多地方习惯使用的方言，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并且是其引以为傲的岭南文化的标志之一。

　　可以说，粤语是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形成并得到当地民众深切认同的一种方言。

　　但也应承认，粤语仅仅是中国众多方言中的一种，它的使用群体也是相对有限的。即使在广东省内，除了约３０００万人说粤语（广州话）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说潮汕话和客家话。

　　“听不懂”，往往成为初到广东的外地人遇到的最大困难，而“说不好普通话”也给广东人在外地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每一种方言的现实困境。

　　据统计，中国５６个民族使用着大约８０种语言，而仅汉语就又分成七大方言、数十种次方言与无数种土语。

　　操不同方言的人之间往往无法正常地进行“口对口”的沟通交流。

　　林献堂与梁启超的“接触遭遇”莫过于此。１９０７年，台湾著名的爱国者林献堂在日本拜访大思想家梁启超，两人兴奋之余却深为语言无法互通所苦，因林说闽南话而梁说广东话，故双方只能借助纸墨，深夜笔谈。

　　如今，笔谈已成往事，但方言困境犹存。我们应当承认，不能以一种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不仅会给双方造成不便，还会使社会增加不必要的翻译成本。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人员交流、经济交往与信息传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密集，如果缺乏通用的语言，社会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很大影响。

　　语言学家指出，普及民族共同语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民族共同语的意义不仅在于方便运用，它还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历史上，因为语言的不统一而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的悲剧事例屡见不鲜。

　　早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以“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为口号的“国语运动”就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１９５６年，国务院成立了以副总理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

　　现行宪法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２０００年，中国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其为国家公务用语、教育教学用语和广播电视基本用语。

　　“十一五”（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严格控制广播电视方言类节目的播出比例。

　　中国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２００７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已近６０％人口会说普通话，而在大中城市，该比例达８０％。普通话已经成为政府机关、学校教育、服务行业的通用语言，而且影响力与吸引力还正与日俱增。

　　以同是讲粤语的香港为例，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普通话培训课程，并成立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截至去年底，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港人已接近５万人次，约３６％的香港人普通话水平能够达标。

　　香港理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５３％的受访雇主要求应聘者写明普通话能力，超过８５％的受访雇主认为所有雇员均需提升普通话听说能力。

　　很多香港人认为，掌握普通话有利于他们与内地人交往，从而开拓商机，创造双赢。香港人对普通话的学习态度值得赞赏和借鉴。

　　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方言将会消失。多种方言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局面会仍将延续。

　　每一种方言在日常应用之外，也承载着不同地域的悠久历史与文化，是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不应轻视贬低。

　　然而，在语言应用中，我们应分清主流与支流，从而营造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的语言生活，而不是人为挑起所谓“普粤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