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穆尔

　　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2月

　　裕固族当代作家铁穆尔的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2008年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另一本散文集《北方女王》2009年又获得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铁穆尔的散文反映了这一人口较少民族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不但具有文学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民族志价值。以铁穆尔的散文《北方女王》为例，不同于汉族文学，他的叙事作品中叙述人称的选择和转换不仅仅是作家叙述策略的探索，其背后的寓意也耐人寻味。

　　叙述结构与抒情结构交相辉映

　　《北方女王》将两种文学形式大胆融合，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散文样式。首先，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进行了经验性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形成了一种类似小说体的叙述结构。该文讲述了图拉跋山涉水，跑遍北方草原，来到叶尼塞河畔、北方女王的国土上寻找族源。他肉体奄奄一息，灵魂乘女王的雪橇奔向遥远的北方天堂。作者自始至终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讲述图拉的故事，其想象和虚构是非常明显的。其次，散文中还有一种结构仿佛情绪的流动。主人公图拉的名字，是叶尼塞河系统中一条河流的名称。铁穆尔以河喻人，“条条大河向东流，唯我独自向北方”，作者借河抒发他追寻和回归的某种渴望。面对叶尼塞河畔山岩上古代萨满教游牧民的鄂博（又称敖包，蒙古语音译，意为“堆子”，为祭神之所），“我”发出了真诚的倾诉和祈祷，沉郁忧伤的情绪之流终于波涛汹涌，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出了对工业社会的质问。这种情绪结构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隐含在整篇散文之中，并且始终以第一人称“我”之口来抒发情感，而且情绪激烈，我们将其称之为这篇散文的抒情结构。

　　整篇散文中显形的叙述结构和隐形的抒情结构交相辉映。但作品为什么讲述“他”的故事，却由“我”来抒发情感？似乎显形的叙述结构所讲述的故事和隐形的情绪结构所抒发的情感不具备逻辑上的统一性。笔者认为这种叙述人称的转换，彰显了作者的身份分裂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

　　作家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建构与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工业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蚕食着草原绿洲，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一再被逼至更狭小更偏远的边缘，游牧民族自身的游牧方式遭到破坏，而真正的商业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这种处境又导致了文化的边缘和话语权的丧失。“我”即作者本人，来自这样的民族，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英，作为作家，“我”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公众影响力。“我”冷静地审视“他”（图拉）和“他们”的处境后深深地为他们担忧、揪心，所以“我”不得不奔走呼号。这种个体双重身份冲突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焦虑。正是游牧文明的衰落，导致铁穆尔这样的游牧民族作家强烈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无根可依，而他作为民族精英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使他不能放弃。裕固人铁穆尔以“图拉”为名“寻找”，并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这种“寻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空前频繁，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态势，然而每个文化本体总有对自己的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进行确认的倾向，意即文化认同。从这个层面来讲，当今社会，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会面临文化认同的危机。对自己民族甚至整个游牧文明的生存忧患弥漫在铁穆尔的所有作品中，这种巨大的疼痛与焦虑却难以表达和自由言说。作者目睹了图拉们的“寻找”、“迁徙”与哭声，找到了“我”这个最接近作者公开身份的抒情主体作为发泄口。这篇散文中叙事结构与抒情结构交织并互相促进，作家在民族与作家这两种身份中的建构与交融中，找到了兼容审视与抒发、理性与感性的有效表达方式，因此这两种结构非但没有互相冲突，反而充满了一种情感张力，大大拓展了这篇散文的情感内涵。

　　另外，散文的抒情主体“我”既是这种文化变迁的目击者，也是这种文化焦虑的体验者。散文固然有想象和虚构成分，但整篇散文中流淌的真情实感建立在铁穆尔本人多年行走亚欧草原的生命体验之上。作家铁穆尔理性地审视着化身为图拉的他和他的族人们的这种突围和寻找行为，这种置身于内的疼痛和置身于外的省察使铁穆尔的散文具有多维向度和多重关照。他走出了自我民族的视野，站在普遍人类的高度，对美好家园的失去发出质问，这种人类视野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