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6期，作者：卢振国，原题：《戚元德：长征中看管外国传教士的女红军》

　　作为萧克、王震麾下的一名女兵，戚元德（1905～1974）与李贞、陈琮英等人一起，随同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1934年8月先期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投石问路。

　　戚元德时年29岁，曾在九江、开封、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进入中央苏区已两年多。她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机要科长，后在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等职。1934年8月初，她和丈夫吴德峰一同调到红六军团工作。吴德峰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她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长征中，夫妻二人都曾与外国传教士直接打交道，因而也都被写入《神灵之手》这本书中。

旧州城，众教士成为“囚徒”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后面还有一栋外观别致的二层楼房，四周设有走廊和木雕栏杆。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及其雇用的中国女仆、厨师和四个挑夫一行，经由安顺等地风尘仆仆返回镇远(即他们所在的教区)。一路上，他们选择的都是小路，“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这一天是基督教举行礼拜的日子，勃沙特夫妇与海曼夫妇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第二天，勃沙特夫妇一行八人离开旧州，继续踏上回镇远的小路。他们一行离开旧州后，在一个小山村附近跟红军不期而遇，当即被红军扣押。勃沙特怎么也想不到，全能的上帝居然会将他们夫妇转送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列之中。10月2日，勃沙特夫妇一行被红军押解到了旧州。

　　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当时，红六军团正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抓到这几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另一方面，红六军团从突围西征以来，艰苦转战多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奇缺，军团领导晓得这几个外国传教士有条件也有办法搞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根据当时商定的办法，他们大小七人必须交纳赎金70万元，方可获得红军的释放。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时年37岁，瘦高个儿。1922年秋，他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活动，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他的妻子罗斯·波斯哈特，在镇远教会从事医疗工作。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他们都自称是各自教区教堂的神职人员，而跟随勃沙特夫妇的六名中国人，则是被雇用的女仆、厨师、挑夫。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决定将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被扣留下的两男一女传教士，必须跟红军走，等到交纳了70万元赎金，即可获得人身自由。

戚元德为洋小姐编打了一双布“草鞋”

　　长征途中，但凡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尤其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和电台技术人员，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绅，包括红军内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

　　保卫局局长吴德峰，时年38岁，长期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和政治保卫工作。他负责对这几名外国人的看押、监管、审讯，以及与外界沟通联络、督促交纳赎金等工作。他的妻子戚元德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尤其是对埃米小姐的监管。

　　勃沙特、海曼和埃米小姐，都被列在特殊犯人的监管保护之列。

　　在被看管期间，勃沙特对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名称及领导人的姓名知之甚少。他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对戚元德则以“法官的妻子”相称，根本就不知晓他们的名字、职务和身份。勃沙特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

　　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妻子被释放后，勃沙特的顾虑打消了。

　　对于埃米小姐，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勃沙特和海曼。

　　对红军中的妇女，勃沙特以其独特的视角，也曾写下不少赞誉之词。他在称赞别的女性时，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说：“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他认为红军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然而，当他听到某些妇女偏激的议论时，也不禁发出感叹：“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