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土家族哲学通史》，就如同展开了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

　　在全国各族人民喜庆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土家族学者、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萧洪恩著《土家族哲学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近八十万字的专著，是土家族的第一部哲学通史。

　　土家族是生存在荆楚巴蜀之间的古老民族，从先秦的先民巴人到成为新中国56个民族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内陆地区的这一片高山流水养育了土家族，使他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息劳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思维特点与价值取向、提问方式与表达方式，开启了自己的智慧追求和哲学发展。在这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土家族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向华夏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创造既对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投下了深刻影响。而与这一哲学的转型相伴随，土家族也逐渐走出了长期封闭的状况，加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今天，当土家族与中华各民族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回溯这一民族的心路历程，发掘并阐释其间的思想成果，清理并描述其间的思想环节，记录并衡论其间的思想人物，使这过去的本来的历史转化为现在的书写的历史，传之于今天与后世，播之于国中与海外，无疑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史研究工作。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正是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既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又填补了土家族研究的一个空白。《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它是一部融创新性、深刻性与学术规范性于一体的严肃哲学史著作。全书从研究框架、总体思路到史料运用、文字叙述，都显示出一种历史的深度和理论的力度，蕴涵着民族的情感、严谨的学风和哲学史研究的功力。其中，有四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一是作者继承了老一辈中国哲学史家的通史家风，自觉运用于土家族哲学史的研究，从而以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和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大气磅礴地书写出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书中的上篇即从土家族精神生活世界入手，对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与变迁进行了总体性说明，揭示了土家族精神传统所经历的历史发生、趋新动向、脱蛮入儒、现代转化诸重要环节。正是以这种精神传统的生成与变迁为背景，书中的中篇和下篇分论土家族传统哲学和土家族近现代哲学，从土家族哲学思维萌芽入手，中经冠子的哲学思想、渝湘地区土家族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一家言》的哲学思想及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学反思，落脚于土家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哲学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沈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这些疏释与衡论，虽分篇进行，但读后却有一以贯之的明晰线索可以把握。

　　二是作者通过对史料的艰苦搜集、细致发掘、深入分析、平心衡论，对自己民族中的众多思想人物予以了在哲学史上的定位，从而使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不只是粗线条的勾画，而具有了精彩的细节和丰富的内涵，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这些包含了作者多年来研究土家族哲学的多方面成果，尤能显示所具有的深厚的哲学史功力。

　　三是作者对于土家族哲学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对土家族哲学发展的独到见解，从而使所书写的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四是作者在哲学史方法论上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探讨，从而使这部哲学通史显示出历史的深度和理论的力度。在全书导论中，作者集中探讨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与“土家族哲学如何研究”两个问题，从而在方法论上为全书奠定了研究框架。《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出版，不仅对于土家族哲学研究是一大贡献，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着普遍性意义。这部哲学通史，从一个侧面鲜明地显示出中国哲学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哲学家、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汉族哲学家、思想家的贡献当然很重要，少数民族哲学家、思想家的贡献也不可少；在中国哲学从古及今的发展历史中，同样生动地体现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彼此吸取、共同进步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因此，改变长期以来专注汉族哲学家、思想家的状况，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哲学家、思想家纳入研究视域，书写出包括中华各民族思想贡献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在21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里，需要汉族哲学史家的努力，更有待少数民族哲学史家的努力。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正是这样的一个好开端、好范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和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