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了你——白山黑水的故乡”，《满族史话》用如诗的语言开篇，在长歌行板中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瑰丽浩繁的满族历史画卷。《满族史话》作者于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用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为读者奉献了一阙满族风情的骊歌――他用诗意的语言在那片白山黑水中跋涉，流畅生动地再现了满族历史演绎的风云际会。

　　《满族史话》有学术专著的风骨，却并无学术专著的晦涩，这本书图文并茂、通俗生动地讲述了满族的起源、风俗、信仰、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是对于满族的知识了解、还是对于满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本报记者特地对《满族史话》一书的作者——于今做了一个专访，让读者借以走近《满族史话》诞生的前身后世。

 

 

　　记者：作为一个满族人，能谈谈您是如何理解新时期下满族的民族认同感的吗？

　　于今：每一个满族人都怀有对本民族深厚的感情，对于白山黑水那片神奇热土的热爱，无疑是每一个满族人心底深处长存的历史记忆。这种民族感情并不是狭隘的，它包容而开放，对于自身民族历史的自豪和热爱，已经深深融入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之中，成为新时期满族人积极投入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最大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满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平等权利。1956年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今后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此后周恩来总理在阐述中国民族政策及接见满族皇室人员时专门谈到满族问题，并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原满族皇室主要成员溥仪于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溥杰于1959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皇室人员在政协任职的也很多。以前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度呈现零增长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正常发展起来。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仅为2,695,675人，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达到982.118万；2000年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为1068万，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居第二位。

　　已故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及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创始会长杨静仁同志就非常关心和重视满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杨静仁同志就指出“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对创造和发展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康乾盛世有很大贡献”。在杨静仁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85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辽宁省成立了首批满族自治县——新宾、凤城、岫岩3个自治县。此后又陆续于198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1988年8月30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满族自治县；1989年6月29日在辽宁省建立桓仁、宽甸、本溪、清原、北镇5个满族自治县（现凤城、北镇已撤县改市）；在河北建立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除13个满族自治县外，在全国还设立了200多个满族乡镇，满族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保障，满族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记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副会长，您对满族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实在的工作？

　　于今：作为一个满族人，我认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观点。我为自己民族璀璨的文化和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感到无比自豪的同时，也觉得有义务去弘扬满族文化，以利于大众更好的了解满族、关心满族的发展。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副会长，我的工作性质也更使我多了一份责任感。2006年，在我的倡议下，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抢救工程，编撰出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年鉴》。

　　2007年3月2日，人民政协报全文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民间组织应在民族文物保护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3月9日，中国民族报刊登了记者王婧姝的专访文章《保护民族文物，民间组织能做些什么？——访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于今》。我在文章中指出，“民族文物保护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政府是实施文物保护的主导力量，而公众则是实施文物保护的基本力量，非政府组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是不可或缺的组织和协调力量。在当前形势下，非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机会支持、参与、监督少数民族文物保护，要发挥政府与公众之间、国内国际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发挥团结和凝聚民族文物保护力量的作用；要发挥监督和维权的作用；要重视公益性基金会的特殊作用。”

　　2007年7月，我应全国政协邀请赴西藏开会，在藏期间，有位文物爱好者希望我关注有着近300年历史满族民居的典型代表——乌拉镇“后府”的管理和维护，根据这条线索，中国民族报以《“后府”，风雨飘摇200年》为标题对此事情进行了相关报道，很快，吉林省和吉林市开始重视后府的保护工作，吉林市政府落实一部分资金修缮后府，这更使我觉得保护满族文物在内的少数民族文物已经刻不容缓。7月27日，中国民族报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文物保护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步骤》。我认为，除了需要文物部门和各级政府采取科学的步骤加大保护力度之外，更需要增加大众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关注。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波及重庆、陕西、甘肃等多个省市，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给灾区同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我受命第一时间起草“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关于震区羌族等民族文物抢救和修复倡议书”。

　　2009年2月24日，法国巴黎一地方法院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抗议，批准佳士得公司公开拍卖两尊圆明园被掠夺出境流失青铜兽首。24日夜，我临危受命起草《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关于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在法拍卖的声明》，２5日上午，这份国内第一家非政府组织起草的声明在新华社、中国民族报等新闻媒体全文刊发，人民网、中国网、新华网等国内外数百家新闻媒体网站转载发布。

　　倡议书和声明均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响，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积极肯定，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纳。这使我进一步感觉到党和国家对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让我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记者：您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关于满族历史文化的书？关于您的满族家族的姓氏族谱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于今：编著一本满族历史文化的小册子的想法是从1998年开始，当时我父亲给了我一本《家谱》，这本家谱是由我的三叔公、湖北大学张恩瀛教授于1996年执笔编撰完成的。家谱中详细叙述了我们满族的家史、满族的老姓和手绘的老家地理位置，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海外近百位亲属工作和家庭概况。

　　张恩瀛教授在家谱中这样写道：“我们家族是满洲族，姓尼吗察氏，原久居长白山。清代初起，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厢兰（镶蓝）旗部队起兵，南下到辽宁省辽阳县城，久驻有功受赏，奖赐千亩土地于辽阳县城东十五华里的前沙坨子及其周围。前沙坨子村庄有三十余户居民，属满族厢兰（镶蓝）旗人，村内有少数为汉族，世代和谐共处。我们的高祖父兄弟四位，分成四支（后世指老四支，即来源于此）。……这次编写家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的家族是满洲族的起源和历史演变。

　　2006年初，哈尔滨报业集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力先生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谈到了我的满族老姓“尼吗察氏”。之后，我又根据有限资料初步考证清朝钦定《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卷39载、《专图尼吗察氏族谱》。在《专图尼吗察氏族谱》上最让我感动、深思的一句话，是最后一页的16字家训，这句话原文：“兹将所拟定十六字，凡我族人，各宜遵守，谨列于左：“振国兴家，云汉维济，鼎铭显耀，世荣延续” 。

　　先人尚知国在家前，国在家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紧紧相连。何况我们呢?

 

记者：您怎样看待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二者的关系？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扬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于今：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并且，时代越是发展，这个问题就越显得突出。全球化的浪潮已席卷而来，与物质的传播相伴而生的是西方的文化以潜在的形式进入，因此，未来的社会，传统文化何以自处、何以复兴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复兴传统，首要的就是振兴国学和国学教育。这个国学已并不仅仅指本土文化，也包括被中国化的异质文化，也不仅仅狭义的指汉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无比璀璨的文化，是一个“大国学”的概念。复兴文化，必自个人始，自修身始，继以家庭、民族、国家，如此反复，不断砥砺，方得成效。于我个人而言，试图编写满族史亦有关乎此。

　　欲弘扬民族文化，必自了解一民族之历史与文化始，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了解愈深，就愈感对国家和民族之热爱、责任之重大。

　　正心，然后始能修身。所谓修身，需对于民族之历史有一端正之态度，而后着力学习民族文化之精华，吸收民族精神之内涵，尊崇先民圣贤之教诲，明事理、兴事业，修其身，方能于国于家有所贡献。

　　齐家的前提是修身，修身的结果是齐家。对于小家而言，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由一个一个小家庭构成的，家庭和谐，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对于民族而言，同样如此。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代表着中华民族为国、为民族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精神追求。对于中国各民族而言，如何更好的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本民族的贡献也是新时期每个民族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它要求每个民族都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管理上来，要有服务于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更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

　　故于吾民族而言，知史方能正心，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正心始能修身，弘扬继承民族精神之精华；修身方可齐家，国家和民族才会兴旺发达；齐家始可治国平天下，家庭富足，才可更为积极主动为国家民族贡献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可见，民族之历史与文化何等重要。“欲灭一国，先灭其史”，同样的道理，欲兴一国，必自兴其国之历史与文化始。

 

记者：汶川大地震以后，您如何理解“多难兴邦”这句话？

　　于今：多难兴邦是中华民族的一句古训，中华民族从伏羲至今，有着近三千年的部落史和五千年的国家史，有着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惟其文明悠久，愈显其灾难深重。多难兴邦，是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朴素总结。但若深入思考，封建时代那些所谓的盛世却无一长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治乱因循，多难然后兴邦，兴邦然后又多难，几乎成了历史的周期律。原因何在？换汤不换药，历代皆沿秦制，帝国政治从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近代中国，苦难尤甚。自鸦片战争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已是家常便饭。自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起，让中国人看到了兴邦的希望。然而继之而来的复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中国人水深火热。无以复加的苦难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为多难兴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抛弃了封建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不愿意重新走入历史的周期律，如果是那样，我们用多难换来的兴邦只会孕育更大的空难。但我们走在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摸索啊摸索，自然灾害频仍，洪水、地震……与几千年来并无什么不同，而且人为的灾祸也层出不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灾难面前的反思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变化，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前进啊前进，中国踏过了泥泞，开始行走在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大道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新的时代更要求我们不断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于今：想写这本书的时候我28岁，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自己民族的起源和历史演变，了解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的精彩瞬间。初稿体例形成的时候我34岁，之后，分别在2007年、2008年、2009年三次修订，由于这期间我担任“十五”、“十一五” 国家重点研究出版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负责人，要经常开会、调研，而我又不是满族史清史研究者，与专业研究者相比存在着诸多困难，在这项繁杂的工作中，一些数据、资料的补充和章节的调整，得到了多位朋友和专家的鼓励、支持、指导和帮助。

 

记者：是什么动力支撑着您坚持把这本书写完？

　　于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我曾不只一次与人说过，认识学习之难要大于学习本身。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认识学习。我本人所从事的是民族工作，民族工作自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于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于一个纯粹的学者而言，可能就是一生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更何况在工作中，不断要求我们去广泛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工作的挑战恰恰带来了一种学习的动力，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总是处于“挑战——回应”的模式中，我从中不断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去努力完善自己对于各民族的认识，这本书也是这种“挑战——回应”下的副产品之一。

　　采访告一段落，但《满族史话》则刚刚拉开序幕。“振国兴家，云汉维济，鼎铭显耀，世荣延续”，于今家谱中的十六字家训仿佛言犹在耳。从某种程度上，这也仿佛是于今不舍昼夜跋涉学术高峰的解读――祖先身上“巴图鲁”的血脉，通过世代延续，继续在他身上迸涌。而家国天下的情怀，因着历史、时代的原因，则更为宽阔浩大。于今如同一个游吟的诗人，在那片令人魂牵梦绕的白山黑水之间吟唱，面向的却不再仅仅是满族这一单个的群体，而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巍然伫立的中华民族！